公元1643年8月，清太宗皇太极猝然离世于盛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权力的天平迅速摇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被推上皇位，即后来的顺治帝，而睿亲王多尔衮则被任命为摄政王，掌握朝政大权。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崇祯帝选择殉国，明朝的光辉在历史中划下了句点。在这一历史机遇下，多尔衮顺势降服吴三桂，并带领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完成了清朝由割据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型，为大一统中国奠定了基础。

顺治帝福临虽然并非开国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和父亲皇太极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作为清朝成为全国性政权后的首位皇帝，他被追尊为世祖，而非称宗。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世祖的庙号含金量颇高，仅次于太祖和高祖。世祖庙号通常赋予那些虽然不是开国皇帝，却在王朝发展关键时期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君主。正如汉光武帝刘秀，在王莽篡汉十五年后复兴汉室，建立东汉，或元世祖忽必烈、清世祖顺治帝，他们都在位期间，将割据政权成功过渡为全国性政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祖与高祖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开国皇帝的庙号通常取决于其自身功绩的起点：白手起家、靠自己建立大业的，如汉太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一律称太祖；而依靠先辈势力、起点较高的，如隋高祖杨坚、唐高祖李渊，则称高祖。顺治帝作为守成之君，站在前人肩膀上完成了从割据到全国性政权的转型，这与高祖的性质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高祖是从零起步，而世祖则继承了前代的基础与优势。

回到清朝的历史脉络，前四代君主中，努尔哈赤被追尊为太祖，皇太极为太宗，顺治帝为世祖，而康熙帝则为圣祖。皇太极夹在中间，显得颇为尴尬。实际上，皇太极应被视为真正的开国皇帝。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更多呈现分散的汗国形态，八旗制度尚未形成中央集权，对外虽能击败明军，但实力尚不足以吞并整个明朝。直到皇太极继位，他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仿效明制、整顿内政，对外征服李氏朝鲜和漠南蒙古，彻底统一关外，并于1636年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为清朝入关奠定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皇太极前后17年的改革与扩张，清军绝无可能拥有夺取天下的实力。

在对明战略上，皇太极早有高瞻远瞩的谋划。崇祯二年，他率军绕开明军主力，试图从蒙古直捣北京，虽未成功，但显示出清军具备突袭斩首的潜力。他提出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的策略，强调先削弱明朝国力，再稳步蚕食，最终占领北京乃顺理成章之事。这种策略体现了皇太极非凡的战略眼光，他考虑到长期消耗与全局布局，而非一味冒进。

清军入关后，内部曾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主张在北京掠夺后退回关外，另一部分则犹豫不决，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而多尔衮以皇太极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为依据，坚持入关并迁都北京，意图更大。这不仅显示出多尔衮的决断，也反映出皇太极生前已洞察大势，其思路远超当时常规想象。若皇太极未猝死，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甚至一统全国，完全在他掌控之中，他很可能获得世祖甚至高祖的庙号。

努尔哈赤作为清朝奠基者，太祖之号无可厚非。而皇太极若成功入关，使清朝实现全国统一，其功绩足以匹配高祖身份。然而由于他早逝，只能在历史上被定位为太宗，略显尴尬。顺治帝继位后，清朝已完成全国统一，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权，因此被追尊为世祖，正当其位。

顺治帝驾崩、康熙初年，四大辅政大臣曾就其谥号展开讨论。吏部尚书孙廷铨主张称其为高皇帝，理由是顺治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堪比开国。虽然当时部分大臣附和，但鳌拜坚持反对，最终顺治帝的谥号定为章，而皇太极的谥号从武改为高，极大抬高了努尔哈赤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鳌拜并非莽夫，他深谙权谋，能在政治上游刃有余。

因此，尽管皇太极功绩卓著，他作为开国皇帝未能亲自入关统一天下，其庙号只能是太宗，而非高祖或世祖。这种安排虽然在家族庙号序列中显得略微尴尬，但也体现了清朝对历史功绩和血统传承的微妙平衡。至今，为便于叙述，人们常以顺治帝为清朝真正开国皇帝的起点，统计清朝帝王时通常称十二帝，而严格划分朝代，则以顺治帝起算，才是九世十帝的正式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