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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西新闻网）

2025年度山西六大重要考古发现揭晓，涵盖史前至明代，包括西阴遗址、古垛蚕蛹遗存、坡头墓上立石等，填补多项考古空白，清晰勾勒三晋大地文明发展脉络。

黄河厚土载万年，三晋考古启新章！3月15日，2025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现场，六大重要考古发现逐一揭晓。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迹，到商代的墓葬与制陶作坊，再到明代的宗室家族墓，跨越史前至明代的完整文化脉络，在三晋大地上清晰铺展。

发掘百年续写传奇运城市夏县西阴新石器时代遗址

汇报会现场，运城市夏县西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介绍，率先勾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回忆。作为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遗址，西阴遗址早已镌刻在中国考古史的扉页。

2025年7月，西阴遗址迎来第三次发掘，发掘区聚焦仰韶中期环壕中东部，5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里，考古工作者俯身清理，层层揭开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

本次发掘中，共发现仰韶中期、晚期等各类遗迹116座。其中仰韶中期的双重环壕，为理解西阴遗址的聚落结构、防御体系与功能分区提供了线索。更令人惊喜的是，大量彩绘颜料盘、研磨器和磨盘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先民陶器制作工艺、彩绘颜料的使用等提供了新材料。

“2026年正好是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的好日子。”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宋建忠听完报告后满是感慨，“伴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西阴遗址的后续发掘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认知，也会给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作出更多更重要的阐释。”

实证晋南地区为中国丝绸核心起源运城市河津市古垛新石器时代遗址

晋南大地，桑蚕遗韵绵延千年。运城市河津市古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为这一论断再添硬核实证。

作为考古前置工作中的新发现，古垛遗址两次发掘，累计揭露面积2180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房址5座、灰坑139个、陶窑4座、火塘4处，出土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遗址内出土的6枚陶制或石雕蚕蛹。这些石雕蚕蛹形态逼真，整体造型与现代家桑蚕蛹高度相似。据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馆员贾高强介绍，目前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石雕或陶制蚕蛹集中出土于晋南地区，而且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实证从仰韶早期到中期，晋南地区大范围、长时间从事养蚕活动，是中国丝绸起源的核心区域，对研究古史记载中的嫘祖“养蚕缫丝”具有重要意义。

贾高强还补充道，“古垛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汾河下游仰韶早期考古发现空白，为晋南地区仰韶早期东庄文化向仰韶中期西阴文化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中国境内最早的原生墓上立石标志运城市芮城县坡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条山南麓的坡地上，坡头遗址4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等阶段遗存层层叠压，成为晋西南史前时期连续发展且规模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近年来，坡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龙山时期聚落的探索。2025年3月，考古人员在坡头村西南新发现一片墓地，年代集中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已清理墓葬120余座。在墓地中部区域的西、北、东发现以立石或排墓为边界的方形空白区域，疑似该墓地的仪式场所。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多座公元前2000年前后栽埋立石的墓葬被确认。“墓地石碑是目前所见中国境内最早的原生墓上立石标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光辉分享时语气振奋，“这为后来出现的‘墓碑’找到雏形，进一步打破先秦墓葬‘不封不树’的传统认识。”

填补晋南地区商文化考古序列缺环运城市绛县东吴商代遗址

绛县东吴遗址北为绛山，东侧为自然冲沟，向南为涑水河与中条山，地处运城盆地通往临汾盆地、经轵关陉东出中原腹地之要冲，是一处以商时期遗存为主，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春秋等各时期遗存的遗址。

2025年，在墓葬区中部及西北部发掘商代中期墓葬92座，进一步明确了东吴遗址的时代及文化内涵，并发现了有关墓地族属的初步线索。出土的部分陶器的口沿、外壁刻有文字和符号，部分铜戈内部及陶器外壁有族徽，暗藏着族群身份的密码。

“东吴遗址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初步构建了以居址区与墓葬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聚落结构框架。”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段双龙介绍，“这是晋南地区商时期聚落形态研究的新突破，同时填补了晋南地区商文化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重要缺环，对探讨中原商王朝与黄土高原之间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价值。”

填补晚商时期的王畿区域考古空白长治市襄垣县南丰商代遗址

浊漳西源干流南岸，南丰遗址位于二阶高台之上，900米左右的海拔，使其成为方圆5千米内的地理制高点。2025年度发掘的南丰遗址遗存大致可分为五期。遗址主体遗存为晚商时期，年代集中殷墟一期早段，与洹北花园庄遗址器物有较高的相似性。

其中，在发掘区北部局部，一处晚商时期的制陶作坊遗迹显露真容。不少于4座的窑址错落分布，陶窑周边的灰坑中，大量烧流的陶片和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散落，还原了当时陶器制作的繁忙场景。而在发掘区南部，多处窖穴遗迹中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仅一处土样中就发现8027颗种子，以粟为多数。

据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祁冰分析，长治所在的晋东南地区属于晚商时期的王畿区域，但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考古发掘，文化面貌不清，本次南丰遗址的发掘有效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呈现出殷墟文化、晋中及本地文化因素交织的文化面貌。

山西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明宗室家族墓

长治市潞州区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墓

长治市潞州区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墓发掘成果的揭晓，在汇报会上成为焦点。7座墓葬墓室内均为长方形拱形三层券顶，其中5座墓葬出土石质墓志九合。根据墓志，秦家庄墓地系明代沈王后裔，是第三代唐山王恭懿王朱勋澄季子朱胤杊及其子孙的家族墓地。

墓地出土随葬品有瓷器、琉璃器等，琉璃明器涵盖仪仗、侍从等各种俑类，房舍、祭祀用器、生活用具等，体现墓主人各方面的衣食住行。“明宗室墓虽屡见报道，但保存完整的明宗室家族墓葬在山西还是首次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京燕表示，“这批墓葬弥补了史料不足，为研究明朝宗室埋葬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这些山西重要考古发现构建了从史前仰韶文化一直到明代的完整文化脉络，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的丰富遗存，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方辉分享自己的参会收获。

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不仅是三晋大地历史的见证，更是读懂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关键钥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三晋大地上还将有更多文明密码，等待我们逐一解锁。

（记者 张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