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东北地区究竟有没有发展？东北人究竟从何而来？而在唐山地区，又有哪些历史文化名人，如博奕、舒淇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梳理一番。

春秋战国时期起源于东周。由于周朝日益衰弱，无法有效平衡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一种强烈的争霸欲望逐渐萌发。从春秋时期的零星摩擦和探索，到战国时期的大规模兼并，历史的车轮缓缓推进，夹杂着无数权谋与战争的纷扰。

要划分春秋与战国，可以依照孔子的生平作为时间节点。孔子周游列国，传授儒学，身处春秋时代；而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后，战国时代才真正登场。在这段时期，孔子心中的大同世界，其实是一种对西周盛世的理想回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纷争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而东北的存在感则相对较低。这不免让人好奇，当时东北真的有人居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东北人的定义：凡是在今东三省谋生，其祖先在此地定居三代以上的人，都可视作东北人。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东北水土资源丰厚，图们江、黑龙江环绕，长白山与大兴安岭蜿蜒其中，黑土地更是古今粮仓。春秋战国时期，东北人可以选择多样的生计：耕作种田、进山打猎，或采集人参、乌兰草等药材售卖。尽管东部三省尚未统一，零散游牧民族频繁出没，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使得东北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能自给自足。

商朝末期至周初，东北成为商代贵族避难的理想之地。这里广袤的土地，仿佛一片精神桃花源，远离中原的政治纷扰，同时孕育出不小的文化成就。例如，纣王的叔叔姬子，被周文王赐予今辽宁土地，名列后殷三人，可见其声望之高。卫志记载纣王奢靡成性，用象牙筷、玉杯饮食，而忠臣季子因直言不讳被囚为奴；姬子则在周文王钦佩下，仍坚持自我原则，最终沿东三省迁至朝鲜。

可见，在西周初期，东北已是贵族退隐之地，东北人也开始在各诸侯国活动，但数量有限。随着周文王长子赵公双建立燕国，以北京为核心，燕国成为东北人的重要栖息地和谋生之地。他们多起源于河北的山戎部落，不仅参与军事，还通过联姻和贸易与游牧民族保持联系。

辽西曾有孤竹国，虽名声不显，但经济文化发达。其居民自由富裕，生活讲究休闲与精神享受，青铜器工艺精美。可孤竹国军事薄弱，虽生产战马骡子，却主要用于贸易而非防御，最终在春秋时期被兼并，其居民或迁燕或向其他诸侯国流动，东北人与中原各国的交流由此开启。

战国时期，东北人随着战乱频繁迁徙。他们会像张仪、苏秦一样跨国寻机，四处辗转。东北游牧民族在各国军队中数量不小，为战争提供了兵力支持。之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东北人参与感似乎不强，主要是东三省未统一，大多数人各自为战，鲜少显山露水。 孤竹国的灭亡，意味着一批东北人流入燕国，为燕国充实人才与兵力。只要机会出现，东北人便会凭借实力立功立业，正如张仪、苏秦般在列国间纵横捭阖。

回到唐山地区，3000多年前的商朝时期，这里始建了孤竹国。孤竹国二皇子伯夷与舒淇的故事尤为动人。伯夷为长子，舒淇为三子。顾竹君晚年欲立三子为继承人，顾竹君死后，舒淇认为长子应继位，于是让位给伯夷。舒淇因此离家出走，而伯夷亦不愿苟活。两人在逃亡途中不期而遇，听闻锡伯吉昌德行高尚，便一同前往探访。

当二人接近西旗边境，得知西伯去世，武王正发兵攻商，二人遂往周军方向而行。在偃师扣马拦住周武王，质问其行为：父亲未葬，何以杀君为仁？武王手下欲用武力对付伯夷，姜太公出面保护，称其为正人君子。 武王攻商成功后，伯夷、舒淇羞于食周素，遂隐居寿阳山，采野菜而终，饿死山中。他们的行为被孔子高度评价：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孟子、庄子、卢氏春秋、韩非子皆称颂其德行，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撰写传记，唐代韩愈作《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手书以示尊敬，称伯夷之德胜于日月之明、高于泰山之雄，浩瀚天地亦容不下其德行。 伯夷、舒淇的人格与行事，在战国乃至后世，都成为道德与坚守原则的象征。他们教会世人：即使乱世之中，坚守本心、追求仁义，才是真正的高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