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桃峪召开高干会议，总结近期的经验教训。会议由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的部分领导也有出席。

会议上，罗帅首先自我检讨，表示115师入鲁年余没能迅速打开局面，自己有很大责任。本来他把大“锅”揽下来，剩下各级干部将小“锅”认下，大家再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反省、制定好新的发展方向，这个会就达到了成长的目的。

然后，前来参会的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上台讲话时，批评得非常尖锐，指责115师“工作除卫生外无甚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会议结束不久，朱瑞又致电中央建议“陈、罗给予休养”。等于是一次要把代师长和政委都撤了。

很多人都知道罗帅为山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朱瑞为何能站在比罗帅更高的高度予以批评？是什么事让朱瑞如此愤怒？最终中央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关于这些问题，还得从我党在山东的发展说起。其实罗帅在山东的崇高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有个慢慢磨合提升的过程。

在他尚未率115师入鲁前，山东本土就已经发展出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该部是日本全面侵华后，山东各地人民起义抗日而合编组建的，主要领导人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

他们在没得到中央太多支援的情况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到1938年4月黎玉回延安汇报时，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已经拥有2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另还有1万多民兵。

也正是这次汇报，让毛主席看到了山东的潜力，决心派115师入鲁发展。1939年3月，115师分批次抵达了山东，总兵力8000余人，但同时期已经改称的山东纵队人数达到了4万多。

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弱干强枝。一个占据主力名义，一个拥有更强实力，究竟应该谁来领导谁？

最关键的是，这两支部队都是直接归八路军总部指挥，互不统属，彼此存在着比较心理，时任115师参谋长的陈士榘在回忆录里就提及：

“115师作为外面来的部队，到达后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山东地方武装有些不大服气，觉得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根据地，被别人坐享胜利果实；

而115师的一些指战员认为自己是主力，理应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自己应该拉第一把小提琴。两支部队由此产生一些隔阂。”

这些矛盾让双方的工作都不好开展，中央便再度组建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朱瑞担任政委，负责统一整合山东。

徐、朱进入山东后，一开始各部相处愉快，徐帅资历、威望、军事水平等各方面都够，大家都服他，山东纵队不久还直接并入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序列中。但115师毕竟是原红一方面军的延续，听是听徐帅指挥，整体却依然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

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的领导人徐帅、朱瑞、黎玉于1940年6月1日联名致电中央，建议115师归八路军第一纵队建制，由徐向前兼任115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

6天后中央回电，对山东的成绩表达了肯定，同时又让徐帅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

徐帅走后，第一纵队名存实亡，山东纵队重又恢复建制，朱瑞成了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名义上是一把手，只是他也没办法统一115师。

思前想后，朱瑞与黎玉再度联名致电中央，表示“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

中央不久回电：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任务。朱瑞多负分局责，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这道指示看起来解决了问题，让陈、罗担任分局委员，这样就在书记朱瑞的领导之下，由朱瑞“统一党政军”。但前一句还特别点出陈、罗实际统一军事任务。那问题来了，军队的事到底该听谁的？

如果没有特意提及，那自然是朱瑞，但指示中偏偏出现这样矛盾的一句，那下面的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一切基本还是跟从前那样混乱。

朱瑞对此是不理解的，1940年8月115师又发生了一件恶性事件，让他心中成见更深。

彼时一支被115师收编的土匪武装突然叛变投敌，扣押了我军去改造思想的数十名指战员。115师随即派出部队进攻，双方都牺牲了不少人。

罗帅为尽快解决此事，派出两名政治部的科长去做思想工作，结果敌人负隅顽抗，致使一名科长牺牲。另一名科长气不过，战斗结束后枪杀了一个嚣张的叛匪。

虽然战斗以我方胜利告终，但在朱瑞看来，115师的工作很不到位。一方面没有及时改造好思想，另一方面政工干部竟然做出枪杀俘虏的事，因此在桃峪会议上，朱瑞就狠狠批评了115师。

会后还致电中央指出115师的问题，并提议“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陈、罗最好予以休养”。

差不多同一时间，罗荣桓也惭愧地向中央发报，表示自己领导115师“无能已极为严重”，希望能回延安学习或去其他战区工作。

电报中罗帅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可见当时他也是身心疲惫。中央和毛主席对罗帅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很快就复电鼓励115师的路线是正确的，让他安心工作。

但是这次双方的矛盾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必须设法解决。中央就进行调整，让朱瑞负责党政工作，军事上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由罗荣桓负责。

可惜这种双领导制度还是弊端太多，精力会被一些无关的事情掣肘，尤其是在1941年底日寇出动5万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后，山东根据地的形势非常严峻，急需形成统一的指挥。

1942年4月，少奇同志特意去山东考察了一番，通过与山东分局重要干部陈光、黎玉等人沟通，得出的结论是朱瑞的问题比较大。

先前想过很多办法都无效调和，那就只能是让一方先离开了，没过多久朱瑞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随后罗帅在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身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115师师长、政委，山东分局书记等多项要职。

形成了团结局面后，山东根据地就壮大得特别快，成了我党最重要的根据地，直接影响到后来解放战争的东北、华东地区。

而朱瑞回到延安后也意识到自己有不足之处，很快调整思想，成了我军有名的炮兵人才。等朱瑞、罗帅重逢于东北时，过去的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