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名痴迷历史的人。欢迎大家【关注】我，让我们在古今之间畅谈风云，纵览天下大势。君子一生，唯有为学与交友而行。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期间，代表们对共产国际以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提出了尖锐批评，直指中国革命领导方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直言不讳的意见，立刻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高度关注。经过深思熟虑，国际决定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调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策略。于是，六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再直接派遣代表赴华，而是改由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这个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应布哈林的建议，瞿秋白和张国焘分别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守莫斯科。 六大之后，中共正式组建了驻莫斯科代表团，其成员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中国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青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瞿秋白担任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则为副团长。

扶助中共的共产国际“六大” 中共六大闭幕后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紧接召开，时间从7月17日至9月1日。由于中共六大刚结束，许多代表尚未离开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共派出31名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由苏兆征担任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瞿秋白与他一同当选为共产国际六大主席团委员，同时，他还与苏兆征、张国焘一起被选入纲领起草委员会，并被指定为大会“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补充报告人。 共产国际六大共举行46次会议。首场会议在7月17日召开，主要议程是宣布大会开始并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由布哈林亲自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语调深沉、情感饱满，将中国革命人民所面临的困境生动展现给与会者。他描绘了那个古老而遥远的国度——中国，正沉浸在工人和农民的血泪之中。数以千计的中国同志在酷刑折磨下牺牲，在绞刑架上倒下，高呼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胜利。布哈林的言辞掷地有声，令与会代表无不为之动容，中国革命的困境瞬间获得了国际同情。

会议气氛被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残酷镇压笼罩。在布哈林的开幕词之后，中国代表李光（苏兆征）和日本代表片山潜分别致辞，大会随即通过并宣读了由共产国际英国支部、美国支部及日本支部提出的《告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书》，以及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提出的《关于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双周运动的议案》，号召全世界积极支援中国革命。 7月18日至19日，在第2、3次会议上，布哈林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究竟是“左倾”还是“右倾”？

在谈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问题”时，布哈林强调，共产国际的路线与策略是正确的，而问题出在中国党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上。他指出，中国党在屡遭挫折后，虽然果断纠正了机会主义错误，但又出现了盲动主义倾向，一些同志未做好充分准备便仓促起义，陷入低劣的冒险行为。 布哈林同时分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各种倾向，认为右倾才是主要危险，而中共近期虽出现“左”倾，但那只是盲动策略。布哈林的表态让中共代表，尤其是瞿秋白颇为困惑，因为中共六大刚刚反机会主义、反盲动主义，党内思想正趋于统一，而共产国际却强调反右倾，这让党内的反倾向斗争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共产国际为何要求中共反“右倾”？

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第三时期”理论。所谓“第三时期”，是布哈林在国际六大政治报告中对战后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六大召开，世界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1918年至1923年的第一时期，无产阶级直接发动革命；1924年至1927年的第二时期，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性斗争；1928年起的第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及与殖民地、苏联之间矛盾加剧，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世界革命最终将获得胜利。 实际上，“第三时期”理论源自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只是借布哈林之口在大会上提出。布哈林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曾与斯派产生分歧，他的提纲草案被修改、否定，为保住党内地位，他不得不服从调整。依据这一理论，8月29日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使各国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从而推动各党迅速左转。 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

在7月27日的第12次会议上，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提出了质疑。他坦言，中国共产党内知识有限，尤其是国际问题上，但仍对布哈林提纲中几个问题表达了看法。他认为总的形势是资本主义稳定，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增加，战争危机、反苏危机及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层出不穷。共产国际总任务应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然而，经济分析方面涉及工业生产力与农业的讨论过于浅显，使所谓第三时期与第二时期界限模糊。 布哈林对瞿秋白的质疑进行了批评，但瞿秋白并非完全否定第三时期理论，他的发言只是提出问题，并未动摇共产国际六大整体的反右基调及左倾指导思想。然而，凭借俄语能力和理论素养，瞿秋白成为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的重要发言人，八位中共代表共发言14次，他个人就占了五次。8月23日，他还代表亚洲和东方各国共产党起草并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声明》，显露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闭幕，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主席团。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等成为书记处成员。

罗明纳兹与佩佩尔的争论 在六大讨论布哈林报告及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时，广州起义成为争论焦点。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鼓励了偏左的罗明纳兹，而佩佩尔以雷贝尔格之名在《共产国际》发表文章，认为广州起义失败在于社会基础薄弱，起义条件不成熟，领导存在战术和组织错误。罗明纳兹对此提出尖锐反驳，认为佩佩尔的文章显示动摇，偏离正确立场。争论火药味十足，这既与当时莫斯科反倾向斗争升温有关，也与共产国际强调反右倾的方针息息相关。 瞿秋白为何卷入争论

瞿秋白介入争论，是因为佩佩尔的否定触动了中共代表团的底线。他在8月21日第39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为广州起义及中国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策略辩护，批驳佩佩尔关于中国土地革命、反帝运动的对立论点。他指出，广州起义虽然存在不足，但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创了中国苏维埃革命新时代。他还尖锐批评佩佩尔提出“中国出现了不断革命”问题，明确表示，广州起义并非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也绝非托洛茨基所称的“盲动”。 因此，瞿秋白与中共代表团支持罗明纳兹反击佩佩尔，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们的立场不仅捍卫了中国革命的尊严，也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共代表的声音。 如果你对历史有更多兴趣，可以【关注】我私信交流，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