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要说谁这辈子过得最憋屈，杨志要是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宣和三年，宋江带着人马去打方腊，刚走到丹徒县，杨志背上就长出个大恶疮，疼得连马都骑不了。队伍急着赶路，谁有闲工夫管他？随手找了俩人，把他往附近的陈家庄破庙里一抬，扔下就走了。没几天，这位杨家将的后人、正儿八经的武举出身，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了荒村野店里。临死前连口热水都没人给倒，最后还是个不认识的老农看他可怜，找了张破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埋了。

你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梁山一百单八将，整天把“替天行道”“生死兄弟”挂在嘴边，真到了节骨眼上，怎么就把杨志一个人扔下等死了？

说起来，杨志这辈子就没顺当过。他最大的心病，就是背着一个“杨家将”的名头。

杨志是杨业老令公的第七代孙子，这名号听着挺响亮，可到他这辈儿，杨家早就败落了。打小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我得光宗耀祖，重振家门。怎么振？考武举呗。宋朝的武举不光比划拳脚功夫，还得考兵法策论，杨志还真有两把刷子，一路考下来，中了武举人。本以为从此能像老祖宗那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结果朝廷给他派了个什么活儿？押运花石纲。

这花石纲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苦差事。宋徽宗要在东京修什么艮岳宫，满天下搜罗奇花异石，押运的活儿全压在这些武官身上。杨志刚中举，心气儿正高，想着好好干，说不定能往上爬几步。人算不如天算，船走到黄河三门峡，遇上山洪暴发，十艘船全翻了。按大宋律例，押运的军需物资丢了，轻则杖责，重则罢官。就这么着，他前脚还是武举精英，后脚就成了没官没职的平头百姓。

没了差事，总得吃饭吧？杨志穷得叮当响，只好把祖传的宝刀拿出来卖。在东京街头碰上个泼皮叫牛二，非说他的刀“杀人不见血”是吹牛，伸手就抢。换成别的江湖好汉，早就一拳揍趴下了。可杨志不，他还端着“体制内的人”的架子，跟牛二讲道理。讲来讲去讲不通，最后被逼得没辙，一刀把牛二宰了。杀完人他不跑，主动去官府自首。他还天真地以为，官府能给他个公道。结果呢？刺配大名府。

你看，他总想着靠官府、靠体制翻身，可那会儿的官场早就烂到根儿了。

到大名府，他倒是转运了，被梁中书看中了。梁中书为啥用他？就看他武艺好，又听话。正赶上要给老丈人蔡京送生辰纲，十万贯的金珠宝贝，怕路上被劫，就把这差事交给了他。杨志心里明镜似的，这生辰纲就是官场送礼的赃物，可他还是接了。为啥？他还没死心，想着这趟差办好了，没准就能官复原职。

结果呢？黄泥岗上，晁盖、吴用那伙人用蒙汗药把生辰纲劫了。这事儿能全赖吴用太狡猾吗？杨志自己也有毛病。他押送的时候，把那些士兵当牲口使，大热天不让歇，谁抱怨就抽鞭子。士兵们又累又渴，能不炸锅吗？最后生辰纲丢了，他的官路也彻底断了。

没了活路，只能上二龙山落草。在那儿他跟鲁智深、武松合伙杀了寨主邓龙，按说也算有了兄弟。可你发现没有，书里写鲁智深和武松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杨志永远是一个人站在旁边。后来上了梁山，情况更糟。当年劫生辰纲那拨人——晁盖、吴用、三阮，都成了山寨头领。晁盖倒是假模假式地说过“当年多有得罪”，杨志嘴上不说，心里能没疙瘩吗？

更要命的是他那个性格。他总端着“杨家将后裔”的架子，看不上李逵、阮小七这些“粗人”，觉得他们没规矩；又融不进林冲、呼延灼那些降将的圈子，毕竟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军官出身。宋江那伙嫡系更别说了，压根不带他玩。在梁山上，他就是个“工具人”——打仗叫他冲前面，打完仗就回自己帐篷待着。没人找他喝酒，没人跟他聊天，更没人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

排座次的时候他排第十七，看着挺高，可有什么用呢？征方腊的时候，背上生了疮，队伍说扔就把他扔了。直到他死在破庙里，梁山一百单七将，没一个来看过他。那些整天称兄道弟的好汉们，该打仗打仗，该喝酒喝酒，该热闹热闹，谁还记得有个杨志？

杨志这人吧，一辈子活在夹缝里。放不下将门之后的架子，又学不会江湖好汉的圆滑；想在体制里混出头，又看不惯官场的黑幕。他那会儿的世道，像他这样端着架子又不会来事儿的人，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

他的悲剧，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啊。那是整个大宋朝走向末路的缩影。一个把正经人逼得走投无路、把老实人晾在一旁等死的世道，它能不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