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商朝。那时的庙号并不像后世那般泛滥成灾，而是极为稀少，只有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君王，才能享有这种尊号。最初，庙号仅有太高世中四类：创基立业者称太，功绩显赫者称高，世代祭祀者称世，中兴国家者称中。同时，庙号的授予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原则，不仅评价当代君主，也可追溯至祖宗功德，予以尊称。 在商朝五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十一位君王中，真正拥有庙号的屈指可数：太祖汤、太宗太甲、高祖王亥（商汤七世祖）、高宗武丁、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宗太戊，仅七位而已。

周朝灭商后，庙号制度被废，改用谥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将庙号与谥号一并废除。从周至秦，近千年间，庙号几乎成为历史空白。 汉朝恢复庙号与谥号制度，但沿袭商朝传统，使用依旧谨慎。两汉皇帝中真正拥有庙号的仍寥寥无几。西汉仅有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四人。而原本拥有庙号的孝元皇帝刘奭、孝成皇帝刘骜、孝平皇帝刘衎，因东汉光武帝刘秀认为其功劳不足，庙号被移除。

东汉亦如此，唯有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三位皇帝享有庙号，其他如孝和、孝安、孝顺、孝桓四位皇帝的庙号亦被汉献帝撤销。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庙号的含金量之高，非一般可得。 庙号开始泛滥则源于两个历史节点：一是王莽的新朝，他让本不应享有庙号的皇帝得以冠名；二是曹魏时期，开国皇帝本应为太祖或高祖，之后皇帝应称宗，但曹魏三位皇帝全称祖：曹操为太祖、曹丕为高祖、曹叡为烈祖。可见，宗号泛滥始于王莽，祖号泛滥始于曹魏，从此庙号不再是功臣专属，而几乎成为皇帝标配。

随着庙号普遍化，原有的太高世中已难满足需求，于是或借谥号之字，或自创新号。两汉之后，庙号种类逐渐繁多，如圣祖、显祖、成祖、仁宗、武宗、德宗、理宗等。 宋朝在庙号上更显特立独行，许多皇帝的庙号与前朝迥异，例如宋真宗赵恒、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宁宗赵扩、宋理宗赵昀、宋度宗赵禥等，均属首次出现的称号，甚至在谥法中未见先例。这种创新与两宋抑武扬文、文官集团强大有密切关系。皇帝去世后，庙号的决定权多掌握在文官手中，他们依据先皇一生事迹斟酌最合适的称号。

以宋高宗赵构为例，他的庙号选定过程尤为曲折。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构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如何为他定庙号，成为朝廷议题。朝臣提出了世祖、圣宗、尧宗、光宗、艺宗、大宗、高宗七个选项，最终为何定为高宗？ 首先是世祖。赵构虽有再建大宋之功，但宋朝自开国以来，只有赵匡胤一人拥有祖号，南宋为北宋延续，他不算开国之君，加之父亲宋徽宗已为宗号，儿子若称祖号，显然不合逻辑，因此排除。

其次是圣宗，按谥法意涵扬善赋简、敬宾厚礼，虽然美好，但曾被辽圣宗耶律隆绪使用，赵构再用不合宜。 第三是尧宗，意为倡善传圣，可捧赵构又拍宋孝宗马屁（赵构让位给赵昚），但其德行远不及尧舜，且金朝完颜宗尧正值在位，将此庙号加在赵构身上，未免尴尬。

第四是光宗，含义功格上下、能绍前业、居上能谦、功烈耿着，虽契合赵构部分功绩，但宋孝宗仍觉不够响亮。 第五是艺宗，源于《尚书》艺祖概念，意指有文德才艺之帝王。赵构确为书法能手，但艺宗并无正式历史先例，且祖号不可用，最终弃用。

第六是大宗，几乎被立即否定，因除了孙权谥号大皇帝外，无人敢以大作庙号，且通假问题尴尬，赵构根本不宜使用。 最终，第七个被提出的是高宗。这一选择理由充分：赵构再建大宋，功绩高于中兴，且其统治地区与商朝古都商丘巧合相连。商丘为周朝封的七个诸侯国之一，也是商朝先祖居所，象征历史延续。赵构在靖康二年于应天府即位（宋朝四京之一），此地亦在商丘，赋予高宗庙号以历史与功绩双重意义，完美契合其身份与贡献。

经过七次反复权衡，宋孝宗最终定赵构庙号为高宗，谥号则为圣神武文宪孝皇帝，从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