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张作霖则是赫赫有名的东北王。然而，鲜有人知，这两位历史人物竟曾被同一个人收养，成为同门兄弟。这个收养他们的人，便是陈衍庶，一个来自安徽怀宁（今安庆）的男人。 关于陈衍庶的史料记载这样写道：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富商，同时还是书画家和大收藏家。光绪元年（1875年），他中举成为举人，并因治河有功而被保举为直隶州官。此后历任军粮同知、怀德县、柳河县知县，辽阳知州以及凤凰厅同知。凭借出色的政绩，他得到知府赏戴花翎，代理新民府知府，并晋升道员。柳河县新设之际，他亲自筹建各项设施，并为百姓筹资救济，施行十余年，深得民心。退任回到怀宁，他在县城南水关置房养花，享受闲情雅趣。

初看这段文字，仿佛陈衍庶是个典型的为民好官，走到哪里都能带来福泽。然而细究之下，这种印象就不那么坚固了。他不过是举人身份，而非进士。虽说举人也可担任知县，但在晚清贪腐横行的时代，没有关系和金钱铺路，想当知县的难度堪比中大奖。 不妨对比另一位人物：徐世昌。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编修。作为七品官，他的俸银正禄45两，恩禄45两，禄米折银29两，总计119两。表面看似丰厚，但京城生活和人情应酬消耗巨大，根本捉襟见肘。地方的冰敬炭敬等收入，翰林院内根本享受不到。早年的徐世昌生活清苦，几次想调任外地，却因缺乏资金而作罢。恩师李鸿藻递来一份等待外放的名单，他无奈放弃知县梦想，安心钻研学问。直到袁大头出现，他的人生才正式起步。连进士都难以补缺担任知县，何况一个举人？

然而，举人出身的陈衍庶却成功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确实做了不少实事，治理河流有功，并被保举到直隶，担任州官同知，正五品官，月俸80两，恩禄80两，禄米折银52两，总计212两。 他的履历中写道：“历署军粮同知，怀德、柳河等县知县，辽阳知州、凤凰厅同知。”这意味着他在直隶当同知后，被派去军粮同知，这是一个肥差，然而他很快又被调往怀德、柳河当知县——从五品降到七品，却还在关外任职。

在大清早中期，派往满人发源地是荣誉，但晚清东北却是盗匪横行之地，日本与俄国势力交错，这可是真正的火坑。显然，他在官场上遇到麻烦，但有人保他，让他降职戴罪立功。 在东北任职期间，陈衍庶立即组建团练，一边剿匪一边维持地方治安，他的势力也在悄然壮大。日俄战争爆发后，商人趁机贩运马匹和物资以获暴利，而经过陈衍庶管辖地的货物都要缴税。实际上，当时朝廷已无法有效管控东北，所有税银尽入他囊中，他很快成为安庆有名的富户，置田产颇丰。

为了规避朝廷追查，他另辟蹊径开店。在北京琉璃厂，他投资开设了名为“崇古斋”的古玩铺，并在奉天和天津设分店。开店的目的，一是古玩买卖空间大，赚差价极丰；二是掩饰剿匪过程中收获的大量字画、古董等非法所得。可以说，他真正的财富是从东北任职开始积累起来的。 讲完财富来源，再说他的两个儿子。虽然陈衍庶娶了一妻两妾，但三房皆未能生育，于是他从兄长家过继了一个孩子，也就是陈独秀。身为富二代的陈独秀，自幼读书不精，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后来自费东渡日本求学，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袖。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尽管有继子陈独秀，但陈衍庶身边并无他人照料，无法尽孝，孤独难免。剿匪过程中，他也在收编土匪，扩大势力。其中被收编的便是张作霖，成为新民知府巡警马队的一员，吃起了官家饭。张作霖机灵勇敢，善于讨好陈衍庶，很快被收为义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张作霖与陈独秀成了兄弟，但两人一生未曾交集：一个在东北拼搏，一个为理想奔波。 1908年，陈衍庶积累够财富，辞官归家，留下巨款给养子张作霖。张作霖依靠这笔财富逐步发家，最终成为东北王。1913年，陈衍庶病逝，继子陈独秀因北洋政府通缉无法归家，养子张作霖也在东北自成势力，无法回关祭奠。孤独的陈衍庶，在族人安排下安葬，而他积累的万贯家财，则被族人分走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