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的清宫档案，是目前中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多、最完整的明清两朝中央国家机关和皇家生活的档案。保存着1067万余件清宫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占据了存世明清档案的半壁江山。本文简要回顾了该馆作为清宫档案管理机构的百年历程、馆藏精要，清宫档案社会利用发展脉络，以及清宫档案史料主动服务社会的编辑出版概况。

谈及清宫档案，就不得不提内阁大库。内阁大库隶属内阁，内阁作为明清时期的中央办事机构，其官署内阁大堂坐落于紫禁城内东南隅。内阁大库在内阁大堂之东、文华殿之南，有东西两座库房，砖石结构，各开2门，各有库房10间。东库房贮存实录表章，称为实录库；西库房贮存红本典籍，称为红本库。1921年的“八千麻袋”事件，使深藏禁宫的“大内档案”不仅开启了辗转播迁的历程，而且为社会所略知，并引起学界关注。1925年的暑假期间，王国维在为清华学生做公开讲演时谈道：“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从此，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和大内档册得到了世人的瞩目。其中，“内阁大库之元以来书籍档册”，即“八千麻袋”事件中涉及的“大内档册”，或称“大内档案”，又称内阁大库档案。由于内阁大库位于紫禁城内，保存的档案是明清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又常被人称作明清档案、清宫档案。

一 清宫档案概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宫档案，包括明清两朝中央国家机关、皇室生活和少部分清代地方机关、个人的档案，主要由内阁大库档案、军政管理机构档案、宫中各处档案、皇室服务机构档案等构成，另有部分地方衙署及个人档案。

（一）机构沿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能够保有大量的清宫档案，缘于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千丝万缕的联系。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时设古物馆、图书馆、总务处两馆一处，图书馆下设图书、文献二部。文献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主要负责紫禁城内及清廷中央机关明清档案的清点和集中，后名称、职能和归属几经变更。

1927年6月，文献部易名掌故部。1928年10月，掌故部与图书馆分离，称为文献馆，职掌细化为五项，“一、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编目事项；二、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陈列事项；三、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储藏事项；四、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展览事项；五、关于清代史料之编印事项。”可见文献馆时期，其职能不仅限于档案的收集、管理、利用，也包括部分宫中文物的管理、利用，如帝后冠服、仪仗卤簿、戏衣切末、印章册宝、匾额楹联、木刻版片、兵器乐器、宝钞钱币等，主要用于展览陈列，综合性较强。这一状态到1947年时，被清晰界定为文献馆四大职能：文献之保管整理、分类编目、编辑流传和陈列展览。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改组，文献馆改称故宫档案馆，职能划分更为专业化：负责档案的整理搜集、登记编目、研究编辑、提供参考等事项。因此，强化了档案研究职能，将文物实体的管理功能移出，陈列展览职能转为给陈列展览“提供参考”。

1954年11月成立国家档案局，次年12月，故宫档案馆移交国家档案局，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1958年6月改名明清档案馆。归属名称虽有变更，但机构及档案实体仍然在故宫博物院内。直到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成立，明清档案馆成为中央档案馆下属的明清档案部，机构及部分档案实体移至西山办公区。1969年5月，撤销国家档案局，同年年底，明清档案部与中央档案馆分离，交回故宫博物院。1979年2月，恢复国家档案局，次年4月，再度归属于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从1925—2024的一个世纪中，该机构办公地点也屡有变化。最初在紫禁城院内东偏南的南三所，1926年、1931年，大高殿、内阁大堂渐次成为文献馆办公分处。1959-1969年，迁出紫禁城，于北京西山办公区办公。1970年，再回紫禁城，在内阁大堂、国史馆、会典馆办公。1975-2020年，馆址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一座坐西朝东黄色琉璃瓦顶的仿古式6层办公楼中，使用面积14000多平方米。2021年，位于天坛以北、故宫东南方的祈年大街9号新馆投入使用，占地面积13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

档案介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宫档案，共77个全宗，1067余万件。其中，明代档案为馆藏全宗第一号，共计3855件，档案起止时间为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七年（1644），包括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11朝档案，以题行稿为主。馆藏的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形成时间从清入关前的天命前九年（1624）至清宣统三年（1911），现分为76个全宗，清朝中枢机构档案全宗、清代皇族和宫廷事务机构档案62个，10个为地方机关全宗档案，4个为个人全宗档案。各个全宗档案的数量相差极为悬殊，其中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全宗档案数量各在100万件以上，宗人府、兵部—陆军部档案各有几十万件不等，其他全宗从十几万件到几十件，尚虞备用处档案全宗数量最少，仅有1件。此外，尚有溥仪退位后1912年至1924年未出宫前及其在天津、东北时期形成的档案。现有汉文档案800余万件（册），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册），另有蒙文档案5万多件（册），还有少量藏文、维吾尔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日、俄、德、法等外国文字的档案。以下简要介绍馆藏百万件以上、使用率较高的4个大全宗。

内阁全宗，为馆藏全宗第二号

内阁是明清时期的中央办事机构，经历了由集权皇帝的辅政设置——国家行政的权力中枢——典礼本章的办理机构的演变过程，宣统三年（1911）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裁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阁档案共241万余件（册），自天聪三年（1629）至宣统三年（1911）。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及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清朝由兴起到统一全国，直至灭亡的300余年的历史。文书种类有诏书、诰命、敕谕、朱谕、题本、奏本、表文、笺文、启本、咨文、移会、黄册等数十种。

其中利用率较高的有政令文书和题本。（1）政令文书。是皇帝发布政令的文书档案，包括诏书、敕命（谕）、诰命、金榜（含殿试题）、祭文等及其文稿，共计9442件。清代遇有重大政治事件和隆重庆典布告天下民众，使用诏书；敕封外藩和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者，使用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使用“敕谕”；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使用“诰命”。殿试结果的榜示称为“金榜”，张贴于东、西长安门外者为大金榜，馆藏31件；皇帝阅视、传胪等时使用的为小金榜，馆藏178件。（2）题本。内阁全宗中的题本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各类政务的文书之一，官员参劾、兵马钱粮、刑名命盗等例行公务，官员都可具题用印呈览，为馆藏档案数量最多的文种，共计168万余件。由于辗转播迁等原因，一些满汉合璧的题本，出现了满汉分家的管理状态，汉文题本159万余件，满文题本8.6万余件。

军机处档案，为馆藏全宗第三号

军机处作为清代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初为雍正年间西北用兵而设。雍正十年（1732）定名“办理军机处”。乾隆帝继位后，更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又恢复军机处旧名，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成为定制。宣统三年（1911）四月裁撤。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掌办一切军国要政，军机处档案计102万余件，时间自雍正八年（1730）至宣统三年（1911），文书种类有录副奏折、满汉文档簿、来文、照会、清册、电报、函札、奏表、奏稿、杂件、舆图等。

其中，利用率较高的是录副奏折和上谕档。（1）录副奏折。为清廷满汉官员上呈奏折经过拟办奉旨后抄录的副本或留中的原折，原以1日为1箍，半月为一包，称为月折包，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共计90余万件，包括汉文72万余件，满文18万余件。为适应较大的社会利用需求，在检索手段尚不发达的1958年，按“朝年—问题”原则，进行了拆包分类、折片分家的整理，分为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外交、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自然现象、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综合18大类。（2）上谕档。是专门记载皇帝谕旨的档册。共2913册，自雍正元年（1723）至宣统三年（1911）。内容非常丰富，内政、外交无不涉及，各朝重大事件、官员任免、奖恤丁忧、制度沿革、宫廷礼仪等，在上谕档中均有记载。上谕档与录副奏折结合使用，基本能完整地了解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始末。在1980年代拍摄为缩微胶卷，2009年，完成了2507册上谕档的全文数字化，实现了上谕档的全文检索。（3）随手登记档亦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共709册，自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为军机处每日进呈奏折、片、单及所奉朱批、谕旨的登记簿册，由值日章京记载，抄录奏折题由、皇帝全部朱批、发抄处理结果及谕旨摘要，是查找奏折、谕旨完整系统的编年史料，可为进一步查找奏折及谕旨提供线索。

宫中档案，为馆藏全宗第四号

宫中档案，指保存于清朝皇宫内廷中的各类档案，1925年文献部在清理这些档案时，以其“系统虽异，地点均在内廷”，故名“宫中各处档案”，简称“宫中档案”，并一直是按一个系统进行整理和保管。为维持原管理面貌，现仍沿用“宫中各处档案”这个全宗名称。该全宗共有档案138万余件（册），上自顺治元年（1644），下迄宣统三年（1911），有汉文、满文两种。汉文有：朱批奏折、朱谕、电旨、廷寄、咨文、单、片、电报、诗文、药方、圣训、起居注、各种簿册、书籍、杂件等；满文有：朱批奏折、廷寄、谕旨汇奏、朱谕、杂录档（又名和图礼档）、值班档（又名该班档或依都档）等。

其中，利用率最高的是朱批奏折。朱批奏折始于康熙时期，原为皇帝与官员间私人通讯，经皇帝用朱笔或墨笔批示后的奏折，发还原奏本人执行。雍正帝登基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谕令将朱批奏折“俱着敬谨收集呈朕”，以后历朝相沿，遂成定制，客观上为保存这部分档案创造了条件。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朱批奏折共有79余万件，汉文58万余件（亦可分为18大类），满文20万余件。其中，康熙、雍正、光绪朝的汉文朱批奏折均已结集影印出版，康熙、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则全部翻译出版。

内务府档案，为馆藏全宗第五号

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服务皇帝及其家庭的机构。清入关前为尚方司，入关后，设内务府。顺治十年（1653），裁内务府，设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废十三衙门，恢复该衙门，名内务府总管衙门。雍正元年（1723），其内部为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慎刑司、庆丰司、营造司及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七司三院的建置已成定例。此外，还有武英殿修书处、御茶膳房、御药房、敬事房、造办处、三织造、庄头处、官房租库、咸安官学、景山官学、蒙古官学等40余个下设机构。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溥仪根据优待皇室条件居住宫中，内务府续存至1924年溥仪出宫。共有档案286万件（册）。

内务府掌满洲上三旗包衣组织的全部军政事务，管理宫廷内部的人事、财务、礼仪、保卫、刑法、工程、制造、农林、畜牧、渔猎及一切日常事务，虽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由于其直接为皇帝服务的特殊地位，所以许多国家政务活动都与内务府有着一定的联系。如：（1）红本档。309册，是总管内务府大臣遵例汇奏所属各机构一年内经办事务的档簿。主要内容有：官员功过奖惩，盛京庄头出入粮石，官三仓出入粮石、蜂蜜、盐斤、黄白蜡支、纸张、木炭，祭祀用过猪牛、果品数目，各处进贡及赏赐数目等。（2）奏销档。1026册，是内务府大臣日常上奏奉旨后抄录存案的簿册，其内容以内务府经办的宫廷事务为主，如：祭祀、筵宴、贡品收贮、工程建设、租税缴纳等，比红本档更为系统，是研究内务府和清代宫廷史极为重要的史料。

二 清宫档案的利用

档案的利用工作，从内涵上说，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就是接待利用者查阅档案，提供咨询的被动式服务。从广义上说，起码包含4项：一是上述被动服务；二是编辑出版专题、丛编、汇编等各种形式的档案史料；三是举办档案展览；四是进行学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等。后三项兼含被动服务与主动服务。本文所涉档案利用工作，拟略述广义利用工作中的前两项，即清宫档案查阅利用和编辑出版。

专制王朝统治时期，也有利用档案的行为，但仅为官方编修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书籍之目的，或查找前朝相关事例以便参照行政。清宫档案亦是如此，因而秘藏深宫。清宫档案向社会开放，经历了三个时期。

1.1932—1950年，文献馆时期

此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1）建馆到抗战前（1932—1937）

1925年，文献馆成立，大内档案开始逐步整理。1930年3月，文献馆“将实录库所存汉文实录及起居注移存大高殿并整理编目，以便利用。”这标志着清宫档案向社会开放利用筹备工作的启动。1932年，为适应学术界对档案的需要，文献馆订立了借抄档案规则，主要有：①凡欲抄录档案，应先将拟抄文件开列目录，函请故宫博物院审查。②获允后，由故宫博物院派人代为抄录；抄录所需纸张、劳务等费用由申请者承担。③抄录档案，非经故宫博物院许可，不得发表。④著文发表时，凡文章中引用所抄档案内之文字，须说明原件存故宫博物院。⑤来馆利用档案，须办理借阅手续，填写利用人姓名、利用档案范围。由于这时故宫已开始南迁准备，利用者不多，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约有11个单位和个人提出到文献馆查阅、摘抄、参观档案，大部分是高校和科研单位，有燕京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法学院）、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法大学的师生，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等。但是此时的文献馆自身的办公就分散在南三所、大高殿、内阁大库等处，没有专供利用者查阅档案的场所。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派人到文献馆抄录内阁大库经济史料，过程就十分艰辛，从1932年1月下旬自备桌张，到次年找寻查档场所、增加抄写桌椅、办理进宫手续、冬季自行采暖等。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二十二年度工作报告及将来计划》中提到了下个年度的计划：“本馆庋藏之档册文件，久为学术机关及专门学者所重视，常有请求阅览及抄录者。惟本馆原来办公地方，未能容纳多人，实有另辟档案阅览室必要。查清史馆旧址与南三所毗连，前门又与实录、红本二库望衡对宇，且该处有库房一所，更可藉为贮存档案之需。现在该处房屋空闲，拟即稍加修葺，辟为档案阅览室。” 档案阅览室的设置，是文献馆档案利用正式开展标志之一。标志之二是从1934年开始，在文献馆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增加了“阅览及借抄事项”的内容，并成为连续3年多的固定栏目。可以说，建院9年后，利用工作才正式成为文献馆工作的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的文献馆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文献馆从1934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接待65个单位和学术团体（年均14个）。

（2）北平沦陷时期（1937—1945）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11月共4个月，没有任何利用记录，可见北平确实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直到12月，第三本油印的文献馆工作报告中才出现了一条利用记录：曾任清史馆总纂的吴向之（廷夑）借阅顺治、康熙两朝实录4函。1938、1939两年，也只有吴向之和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赵泉澄的零星借阅记录。1940—1945年抗战胜利，文献馆工作文件中再也没有发现利用记录。

（3）抗战胜利至新中国之初（1945—1951）

1946年，利用工作开始零星恢复，但多为个人行为，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子、著名戏剧导演马彦祥参观昇平署戏本，故宫专门委员王重民带引美国文学博士史麟书参观外交档案、军机处照会。

文献馆时期或来馆或利用的，还有许多当时或后来相当著名的学者。如：1932年，著名中美关系史专家、燕京大学政治系研究员卿汝楫查阅外交档案，戏曲造诣精深的周明泰请人抄录昇平署剧本。1934年，收藏家、书法家冯恕派人抄写实录，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胡适托人查找江宁织造曹氏档案。1935年，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此时他是还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名为费正敬的留学生，在故宫专门委员福开森的引领下参观了内阁大库的黄册、朱批奏折和各项档案。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兼中文系教授的郑天挺查阅实录，北京大学历史系吴相湘查阅上谕档，等等。

文献馆时期的清宫档案利用，其特点主要是为学术研究服务，同时，也保留了历朝历代档案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功能。1946年4月，由于外蒙古独立，引发了中华民国政府内的巨大争议，北平行营曾向文献馆借阅了内外蒙地图65件。

2.1951—1979年，明清部时期，加强制度建设

（1）1951年制定了“故宫博物院借阅借抄档案暂行办法（草案）”7条，主要有：①借阅或借抄档案，应先列出档案种类，来函洽商；②引用档案须注明原件存故宫档案馆字样；③出版物须赠送档案馆参考；④每次借阅，限于一个档案全宗，并限制每日查阅件数与提调档案次数；

（2）1957年，制定“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材料利用简则（草案）”12条，在延续1951年办法外，增加了国内利用者要提供本人所在机关介绍函、外国利用者要经外交部及国家档案局批准的要求。

（3）1959年，制定“明清档案部档案材料利用暂行办法（草案）”10条，增加利用档案目的或研究题目的要求，外国利用者的利用要得到外交部及该馆馆长的批准。

（4）1964年，正式实施“明清档案部档案利用资料暂行办法”16条，增加了①本馆档案提供单位使用，一般不提供个人使用；②利用人员需提供本单位人事部门的政审材料，经本部同意后，方可来馆利用；③一般不提供外国公民利用。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1951—1965年15年间，明清部接待利用单位和个人445个以上（年均30个）；1971—1976年6年共接待63个单位（年均10个）。此间，1962年，接待了越南学者查阅档案；1963年，接待了苏联学者、朝鲜学者查阅档案。

“文革”开始后，正常利用工作停止了3年。1969年利用工作恢复后，首先修订了“明清档案部档案资料利用暂行办法”，改为18条，主要是增加了限制利用珍贵及有关国家机密档案的范围等条款。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接待查档单位数量达到43个，2281人次，创下了“文革”以后查档利用的新纪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科学文化春天的到来，来馆查档的人员日渐增多。1979年一年，累计接待136个单位，5541人次，超过了1971—1977年7年的累计接待单位数量总和。

此间来馆或联系查档的著名学人有历史学家范文澜（1949年）、郭沫若（1961年）、王戎笙（时任郭沫若秘书，后为著名清史专家）和《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1973年）。

明清部时期的档案利用的特点是，总体控制比较严格，多以单位为主，涉及部门众多，包括科研、高教、文博、艺术、军事、企业、商业、金融、水利、气象、医药、公安、消防、新闻、出版等；查档内容广泛，涉及中外关系、农民起义、帝国主义侵略、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商业贸易、民族事务、农垦水利、矿产资源、建筑工程、天文气象、医药卫生、赈灾捐献、帝后生活、宫殿苑囿、文学艺术、地方历史等各个方面。查阅利用档案目的各有不同，如：撰写学术论著，编写教材，编修方志，举办展览，修复古迹，医药食品开发，编写剧本、拍摄影视剧等。特别在经济建设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三门峡水库工程、京密引水渠工程，黄河、长江、淮河治理工程等，都从档案中找到了确切可靠的历史数据。

3.1980年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

（1）1980—2007年，蓬勃发展期

1980年，清宫档案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0年3月17日，经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其精神，也进行了利用制度的重新拟定，放宽了清宫档案的利用范围和内容，简化了利用手续。1981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于查阅利用明清档案的暂行办法》规定：本馆所藏明清档案，均可向国内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利用，取消了政审环节。同时，国外利用者只要持国内接待单位介绍信和本人有效护照，即可到档案馆查阅档案，其他手续和查阅方法和国内人员相同。在此期间，提供利用档案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提供档案原件阅览，这是主要的提供利用方式；二是从1981年开始，利用缩微胶卷在阅读机上阅览。三是从2002年开始，可以在计算机终端阅览档案数字化影像。

（2）2008—2020年，调整蓄力期

2008年起，为保护清宫档案，原件一般不再提供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开启向现代化档案馆跨越式转化，制定了明确的目标，近期目标为实施整理数字化工程，推动新馆建设。远期目标为构建明清档案事业发展新平台，建设档案整理数字化信息库，提升档案管理和利用水平。经过5年多的持续推进，全部馆藏实现整理到件，并将馆藏总量从1000余万件精准统计为1067余万件。

调整期的档案利用工作受到较大影响，利用方式主要是缩微胶片阅览和电子图像阅览两种。由于停用原档，致使许多利用者特别是国外利用者认为已停止档案利用，利用人次急剧下滑，2009年的利用人次仅为2007年的1/3。但此间的电子图像阅览方式，随着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加快和互联网建设逐渐成为档案利用的主要方式，同时，部分档案文献实现了全文检索，如，军机处档簿上谕档。2015年，87岁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军机处研究专家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来馆查阅上谕档，看到全文检索时，兴奋得无以复加：“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个太厉害了！美国还没有。”

这一时期的档案利用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举办展览等社会文化需求，兼有出版行业强劲发展的加持，推出了诸多有新观点、新材料的成果。如，清华大学苗日新教授的《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增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利用馆藏朱批奏折确认了清世宗对《古今图书集成》真正的编纂者陈梦雷署名权的剥夺。《北京青年报》记者刘江华的《左宗棠传信录》（岳麓书社，2017），从左宗棠与曾国藩、胡雪岩、郭嵩焘等晚清重要人物交往的逸事、传闻入手，利用清宫档案进行史实重建，以期最大限度地证实或证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慧敏研究员，利用馆藏宗人府、内务府等档案，撰写了《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乾隆皇帝的荷包》（中华书局，2016），前者对清代的海宁陈氏、桐城张氏、曲阜孔氏、满洲钮祜禄氏等世家大族的形态、人口、地域及与皇权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后者详细讨论了乾隆年间的皇室财政收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白彬菊教授，利用清宫档案经过多年研究，撰写了《君主与大臣》（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军机处的建立过程及清廷行政的运作方式的新论断。

（3）2021年至今，新馆开启期

2020年底，一座米黄色的大楼在祈年大街北段路西拔地而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搬出故宫西华门，新馆于2021年7月19日正式开馆。新馆聚焦将清宫档案“保管好”“利用好”的要求，围绕服务国家大局、社会需求、利用水平提升发力，利用方式虽仍以电子图像阅览为主，但不断扩充开放数量，在国家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等时间节点，持续增加清宫档案向社会开放的力度。目前，局域网开放档案数据达到近450万件，互联网开放目录达到424万条 ，利用大厅也从原来在故宫西华门内时的30余个座位增加到106个，查档电脑终端的运行速度亦大大增加，查档体验更佳。迁入新馆的2021、2022年，分别接待利用者3620人次、3534人次。从2022年9月开始，实行周六开放。目前，国内外利用者群体的特点均以高校师生、研究机构人员、文博系统工作者为主，国外利用者主要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其研究方向包括清代财政经济、机构职官、边疆民族、气候环境、社会史、外交史、区域史、茶文化、宫廷史、园囿陵寝等，私家修谱也呈上升趋势。同时，利用清宫档案形成各种专题数据库并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当前研究机构和高校查档的重要目的。近期研究成果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的《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利用馆藏内阁题本档案，用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还原清代打工人的日常生活，生动描绘了剃头匠、木匠、铁匠等8类人群的状态。

三 清宫档案的编辑出版

编辑出版的目的，是将编辑作品通过一定的方式公之于众，包括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等，后三种方式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清宫档案的编辑出版始于纸质出版，是服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治理、服务社会需求的重要路径，也是档案保管机构向社会提供主动服务的重要方式，更是数字化时代到来前保护清宫档案实体、发掘档案价值的必要手段。

文献馆时期，清宫档案编辑出版工作是先于社会利用展开的。从文献馆1926年出版的第一个档案出版物算起，1926—2023年的98年间，共出版清宫档案245种，3748册，机构名称经历了8次的调整（文献部、掌故部、文献馆、故宫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故宫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管理部门更换了4次（故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故宫—国家档案局），档案出版物纸本的出版方式也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抄录、标点、排印出版，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原档影印和数字化影像印刷出版。在建馆百年的前夕，正在探索从纸媒编辑到数字编辑的转化。

清宫档案的编辑出版过程亦可分为3个阶段：

（一）1926-1950年，文献馆时期

在未经过大规模整理的困难条件下，以陈垣、沈兼士、单士魁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及档案工作者筚路蓝缕，开辟了发掘公布清宫档案的编辑出版之路。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其图书馆下设的文献部，在建院9个月后就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出版物《交泰殿宝谱》，1927年6月改为掌故部后，1928年1月开始出版《掌故丛编》，每月一辑，不考虑档案原有格式，不设统一格式，不标点，一份档案为一件，件内均接排；一组史料不能齐备，则于下期续刊；每组史料各自编码，方便读者自行汇集。1929年正式与图书馆剥离成立文献馆，《掌故丛编》（共出版10辑）改名为《文献丛编》（共出版46辑）。1930年6月，为加快向社会公布清宫档案的进度，开印《史料旬刊》（共出版40期），每十日一期，可以刊发单份档案，能够更为及时灵活地公布新发现的“可供考征者”。

文献馆编纂出版档案文献史料的基本方式是由馆员抄录，再行排印出版。为了加紧出版、缩短编辑周期时，则省去档案抄录过程，直接派馆员手持档案原件站在排字工人身旁，根据档案原件排字，馆员在保证档案原件不受损坏与玷污的同时负责档案文字校对。刊出的档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宫廷政争、太平天国等，如顺治帝、康熙帝谕旨，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康熙建储案等。除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等）外，多为小专题。全面抗战和内战期间，清宫档案编纂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1925—1950年文献馆时期出版物达54种，380册（函、轴）。内容包括宫藏画像舆图、档案史料、档案目录等。这些成果便利了学者的利用和研究，同时对明清档案的抢救、留存和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1951—1979年，明清档案部时期

在此期间，清宫档案编纂出版工作，受到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时有断续。1951—1965年相对活跃，重点配合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如，与中国史学会合作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国内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时，编辑公布《宋景诗档案史料》。1966—1976年“文革”时期，编纂出版近乎停顿，但配合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精神，编辑出版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档案编纂出版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发展。为快速向社会推出清宫档案，编辑出版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每年汇集若干专题合为一辑，标点铅排。至1990年，共出版14辑。

此间出版使用抄录档案、新式标点、铅字排印的方式。出版档案成果14种，57册。

（三）1980年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

1980年，国家档案局开放历史档案工作的要求下达后，档案编辑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局面。1980—2023年的编辑项目，涵盖了明清两代，有的按档案文种系列出版，有的按专题出版，或汇编，或选编，或丛编等。其出版方式在继承点校排印这一传统方法的同时，推出影印和光盘等现代出版形式。特别是影印出版，由于具备保持档案原貌、编辑出版周期短、出版物误差小等优点，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欢迎。此阶段共出版档案史料177种，3311册。择要简述如下。

1.据档案文种出版

（1）清帝起居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宣统6朝的起居注出版，共89册；

（2）朱批奏折：康熙、雍正及光绪3朝朱批奏折出版，共168册；

（3）官员履历：《清代官员履历全编》共30册；

（4）军机处簿册：①清帝谕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8朝军机处上谕档出版，共144册。②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随手登记档编年出版，共226册。③军机处电报档，是晚清时期的军机处誊录并以簿册形式保存下来的电报抄稿。《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影印出版，分为谕旨、综合、专题3类，共40册。

2.据专题内容出版

随着对档案内容发掘的深入，围绕国家大局、社会需求和文化传播的主题明确且相对完整的专题档案的出版成果不断推出。

（1）按区域方位划分：

①西藏：《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年版，共7册），《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2002年版，共1册），《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2004年版，共1册）等；

②粤港澳：《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2002年版，共10册）；

③台湾：《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009年版，共232 册）；

④新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012年版，共283册）；

⑤西南：《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2000年版，共1册）；

⑥东北：《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006年版，共238册）；

⑦西北：《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2010年版，共3册）；

⑧东部：《清宫扬州御档》（2010年版，共18册）。

（2）按研究主题划分：

①农民运动：《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1987年版，共3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990年版，共26册）；

②中外关系：《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2003年版，共4册），《晚清国际会议档案》（2008年版，共10册），《明清时期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2021年版，共8册），《中琉档案史料汇编》（2022年完成，共51册）；

③辛亥革命：《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2011年版，共80册）；

④列强侵华：《清宫甲午战争档案汇编》（2015年版，共50册）；

⑤历史人物：《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1985年版，共3册），《清宫林则徐档案汇编》（2020年版，共30册）；

⑥宫廷历史：关于帝后医疗的《清宫医案研究》（1996年版，共1册），关于宫廷制造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2005年版，共55册），关于皇家园林的《圆明园》（1990年版，共2册），《清宫颐和园档案》（2017年版，共4卷40册）；

⑦其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985年版，共4册），《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1994年版，共4册），《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997年版，共2册），《清宫御档》（2001年版，共5函24册），《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2003年版，共1册），《明清宫藏地震档案》（2005年版，共2册），《乾隆朝西域战图秘档荟萃》（2007年版，共1册），《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辑录馆藏明代档案的同时，收录了辽宁省档案馆藏明代辽东问题档案，2001年版，共101册）。

此外，为及时向社会提供小专题档案史料，自1981年起，还创办了《历史档案》（季刊），这是全国第一本将公布档案与史学研究结合、国内外发行的学术刊物。2011年改版，以公布明清档案文献、刊发明清档案论文、探讨明清档案业务为宗旨，凸显明清档案特色。每期公布档案史料与刊发学术论文相兼顾，同时设有读档随笔、史苑杂谈、档案介绍、档案业务、国外档案、书刊评介、学术动态、珍档撷英等专栏。目前为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等，是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前50名报刊之一。至2023年底，已发行43年，出版176期。共刊发档案史料930余组，约1800万字，刊发文章2600篇，2600万字。

回顾清宫档案的百年利用，无论是提供阅览的被动服务，还是编辑出版的主动服务，虽然已有长足进展，但距离国家和社会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如何加大清宫档案的网络化使用？如何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档案文化精品?无疑，百年磨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向社会奉献了3000余册档案史料出版物，但其中有大量档案粗加工产品。鉴于近年在馆内平台大力度地开放档案、在互联网公布馆藏档案目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规模采用的、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原档复印式的粗加工、大批量、高速度的档案汇编形式也许不再是目前社会的必需，应代之以细加工、小批量、精琢磨的编研项目。同时，当时代列车进入数智时代，编研项目一方面要注重传统纸本，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利用电子数据进行数字编研，在整体资源整合的前提下，考虑专题数据库和全文数字化，便于未来研究者和利用者在馆藏资源中的查全与查准。

回眸从文献馆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百年往昔岁月，有危机，有转机，清宫档案在新时代迎来了现代化的新馆，愿新的平台、新的机遇，引领明清档案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处］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293—312页。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引用请以原刊为准。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作者简介

王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总编辑，二级巡视员。侧重研究清代宫廷制度和文化，主要作品有：《清宫选秀女》《论清廷对戏剧的管理》《从清宫档案看清代琉球人的汉文学习》《清宫档案中的中朝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