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针对当时朝臣对摄政王多尔衮行跪拜之礼，向年幼的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疏，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是既维护了年幼的顺治帝，也没有触怒如日中天，掌握实际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且还使多尔衮的地位更进一步。

“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奏言：

本月初五日朝期，诸臣跪迎摄政王，王至即回，是徒知尊王而不知王之尊朝廷，宜其艴然而返也。

初七日，鸿胪寺官，复令谢恩诸臣，至端拱门行礼，夫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之尊，原与诸王有异，即臣民宁肯自外于拜舞，第王之恩，皆皇上之恩，中外莫不倾戴，岂区区在此拜跪之间。

故群臣谒见王时，正当限以礼数，辨其衣冠，与朝见皇上之礼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所以尊皇上之心，此仪制宜定者也。

称号必须正名，臣见上谕，皆称摄政叔父王，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臣以为当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辦而体统尊，此名义宜定者也。疏上，下礼部详开仪注以闻。”

奏疏的第一句就是指出要讨论的核心事件，即是群臣跪迎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多尔衮，导致多尔衮不快而返。

至于多尔衮为什么不快呢？

因为当时清朝刚刚入关一年而已，多尔衮虽然掌握大权，但对外没有消灭南明，对内没有彻底压服八旗内部不服从自己的各派势力，因此多尔衮依旧需要盟友两黄旗的支持，而两黄旗是支持清太宗皇太极之子清世祖顺治帝的，只不过因为当时顺治帝年幼，没有亲政能力，所以他们与支持顺治帝继位的多尔衮结为盟友，支持多尔衮为摄政王。

因此被群臣跪拜，变相享受到皇帝的待遇，多尔衮的内心肯定是高兴的，但不能表现出来，反而要表现出生气，以表示自己没有僭越之心，以此来稳住支持年幼顺治帝的两黄旗等势力。

多尔衮虽然表现得体，但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下，能在朝堂上待住的大臣大多都是有两把刷子的，顺治帝年幼，多尔衮这个摄政王正是春秋鼎盛之时，他的权威随着清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一直消灭其他政权而日益加强着，照这种趋势，多尔衮早晚会成为真正的皇帝，顺治帝最后也是被废的下场。

事实上之后确实是这种趋势，多尔衮权势越来越大，都成了皇父摄政王，当了皇帝的父亲，那么以父废子也是没问题的，只不过随着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突然死去，这一切戛然而止，顺治帝才得以亲政。

因此当时除了两黄旗这种皇帝亲领之旗，还有与多尔衮有怨的诸王大臣，大臣们大多是趋炎附势攀附于多尔衮，想要成为新的从龙大臣。

所以按照这种趋势，群臣跪拜肯定不会因为多尔衮面上表现不快而结束，反而会愈演愈烈，成为常态化，最后被朝野上下所接受，届时摄政王和皇帝所享受的待遇一般，更是会加速多尔衮篡夺皇权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前明崇祯朝进士出身的赵开心，出于儒家礼法熏陶，认为应该维护顺治帝这个年幼皇帝，并没有攀附于多尔衮，所以他选择挺身而出，要将这种不好的趋势给纠正过来。

因此在一开始将事情讲出来以后，赵开心直接对这件事下定义，说道这是群臣只知道尊崇摄政王，却不知道摄政王是尊崇朝廷尊崇皇上，因此是不高兴的返回，先把尊崇皇帝的大帽子给多尔衮戴上，并且讽刺这些趋炎附势的大臣，人家摄政王都知道尊崇皇帝，你们却不知道。

赵开心随后说道在初七日，鸿胪寺官员又命令前来谢恩的众臣到端拱门行礼这件事。

说道多尔衮以皇上叔叔的至亲身份，又兼有摄政的尊贵地位，本来就和其他诸王不同。所以臣民愿意对他行跪拜之礼，但是摄政王所施的恩德，其实都是皇上的恩德，天下之人无不倾心拥戴皇上，有着这份拥戴之心，哪里会在乎这区区跪拜之间呢。

这是巧妙的替顺治帝这个皇帝争取最高权威，潜意思就是多尔衮之所以被群臣跪拜，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代行了皇权，所以才获得了群臣的尊崇，因此群臣尊崇的对象应该是皇帝，而非摄政王多尔衮本人，因此“倾戴”在心而不在于形式，不必过分注重于向摄政王向高规格大礼。

铺垫完以后，赵开心继续说道因此群臣在拜见摄政王多尔衮时，应当严格规定礼仪，区分衣冠服饰，应该与拜见皇上的礼仪有所不同，这样既不失去群臣尊崇摄政王的心意，也成全了摄政王尊崇皇上的本心，这是礼仪制度方面应当确定的。

赵开心这些话说的有些狠，虽然他是向顺治帝上奏疏，但是顺治帝年幼，并没有亲政能力，说白了这道奏疏就是向多尔衮上的，因此他还是留有余地的，在说完狠话以后，开始抬高多尔衮的地位。

说道称号必须端正名分，我见到上谕都称“摄政叔父王”，“叔父”是皇上的叔父，只有皇上才可以这样称呼，如果臣子百姓都这么叫，就是尊卑不分了。

所以我认为应当在“叔父”之上加一个“皇”字，称为“皇叔父王”，这样上下名分分明，也维护了朝廷的体统尊严，这方面的名分称号应该及时确定。

不过赵开心这样说的隐喻意义更重要，就是在隐晦的说，你摄政王再大，即使尊为皇叔父摄政王，也在皇权之下，这一点一定要确定下来，一定要搞清楚这点。

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赵开心的用意，心中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但是为了表现自己没有僭越之心，只能是公事公办，以顺治帝的名义，将奏疏下发给礼部，命令礼部开列详细礼仪制度，再上奏回报。

最后多尔衮虽然因此升级为“皇叔父摄政王”，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于赵开心并不喜欢，认为这个前明降臣是不受控制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还不能马上打压报复他，那样显得自己有僭越野心。

所以多尔衮先是在不久之后将赵开心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示自己是大公无私。

等到了顺治三年（1646年），随着权势进一步加强，再加上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所以多尔衮借着“私嘱上疏”之事，直接将赵开心革职罢官，是一撸到底，此后赵开心坐了5年的冷板凳。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正式亲政以后，赵开心因为之前的维护皇权之举，因此被复职，并且得到顺治帝的优待，被升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

顺治帝对赵开心的优待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给予了对方一块仕途上的免死金牌。

在顺治九年（1652年），因为赵开心的儿子赵而忭为南明隆武朝的举人，所以并没有参加科举会试的资格，而赵开心不甘心儿子仕途无望，于是为儿子请求参加会试的资格，结果经过礼部讨论以后，不只是被拒，还被夺职，更是被定为永不叙用。

顺治帝终归念着赵开心的好，并且认为他有清名，下谕曰：“开心有直名，畀风宪重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辜朕望实深。朕念开心大臣，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心终未恝然。召还京。”

就这样赵开心打破“永不叙用”的限制，被重新启用，不过他的好运气也是到此为止。

顺治十一年（1654年），赵开心疏谏“屏斥畋游”，本来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但是因为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有着狩猎习武的传统，在入关以后，更是强调保持尚武的精神，所以是触动了顺治帝敏感的神经，认为赵开心是在指桑骂槐，因此说道：“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

当看一个人顺眼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最好的美颜滤镜，这个人就全是优点。当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那么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这个人就浑身是毛病，连过往的旧事都是错。

顺治帝又以“寻以名夏获罪，责言官不先事举发”，将赵开心降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赵开心担任户部侍郎，好不容易仕途有所起色之时，在清初恶政逃人法方面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疏“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

顺治帝认为逃人法乃是维护满洲之根本的严法，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赵开心的疏言自然是大怒，将其严厉指责，赵开心被降为正六品的太仆寺寺丞。

虽然赵开心没有被“一棒子打死”，但之后也是被顺治帝持续打压，最后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担任只是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在仕途的低落时期，也不知赵开心是否会后悔，当年为了维护顺治帝的最高权威，在群臣都是攀附摄政王多尔衮时，他冒险站出来的决定，也许会，更也许不会。

因为这是他所在时代的局限性，皇帝既然具有最高权威性，那对于臣子自然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决定权，既然选择忠于皇权，那么皇权给予的奖励，自然是坦然受之，皇权反复无常的惩罚，也自然要坦然受之。

顺治帝死后，在康熙元年（1662年），赵开心的仕途再次迎来转机，被升为总督仓场的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在起起落落之间开始再次起之，但还没有进一步施展抱负，在当年赵开心便是死于任上，结束了兜兜转转的复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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