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向来被视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但在武德年间，真正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仍是李渊本人。所谓皇帝和太子，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中有着微妙的交集——名义上，太子同样有权统筹百官，甚至在皇帝突发意外或暂时不能理政时，太子需要随时接手监国。正因如此，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充满微妙的张力。一方面，皇帝必须培养太子，确保国家延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防太子权力过重，甚至可能威胁自身的君权。像李世民和李承乾的关系，或者李隆基与其几个命运坎坷的儿子（唐肃宗也曾深受太子之苦），都是这种矛盾的生动写照。

奇怪的是，在武德年间，李渊几乎从未限制李建成的发展，却频频压制李世民。这一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李建成的势力尚不足以构成威胁，而李世民在政治上的能量足以对李渊形成潜在压力。身为至高统治者，如同站在旋风中心，既掌握绝对权力，又似乎毫无自主空间，因为真正的权力需依赖一大批掌握实权的臣子来支撑。因此，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才是稳固君权的关键。李渊对李建成的不加压制，也是一种微妙的策略，用以牵制李世民，平衡对全局的掌控，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关于李建成的史料并不丰富，因此难以进行过多对比。整个唐国的后勤运作，基本由李渊与李建成共同管理，虽大多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测其实际作用。若用历史人物作类比，李渊、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颇似刘邦、萧何与韩信、樊哙在开国初期的配置。随着李世民晋升为尚书令，并被封为天策上将，李渊对其的制衡逐渐失效，中后期的李世民，几乎可谓身兼数职，权力与影响力的广度已经远超父亲的掌控能力。

若论职位与才能的贴合度，萧何的位置更适合李建成，但史料有限，使得这种对比难以精准。李世民在后期的文治能力不可小觑，而开国之初则未必尽显锋芒，因为当时文事并非他的主要责任。李渊在性格与政治手法上，更接近刘邦——无论是封赏的尺度、面子厚度，还是运筹帷幄的手段，都与刘邦相似。李渊最大的一点败笔，是军方高层几乎无人能完全依附于自己，反倒大多数拥向李世民，这一点刘邦处理得要稳妥得多。

开国之战，李渊确实承担了核心角色，但真正打下唐国立国根基的，更多是李世民的战功。按照当时的战略安排，李世民应被视作李渊手中最锋利的武器，因此李世民打天下，李渊坐享其成的说法其实有失偏颇。李渊无意杀子，而李世民则密谋多年，这种有心算无心的局面，正是李渊悲剧的源头。历史一再证明，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刘邦与项羽的例子活生生地说明了这一点。李渊平定巴蜀和西北之后，即便李世民在几场战役中失利，李唐仍有能力重新举兵攻洛阳。至于突厥，只要唐朝不拖延统一中原的步伐，其终将难以翻身。李世民的勇猛与策略，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唐朝的伟业更加辉煌。

武德年间，改变三省职能、创立全新的官员考察制度、削减宫廷开支、整合州县等改革，都曾遭到老臣们的强烈反对。然而贞观之治之所以能成，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够克制自己、任人唯贤、从谏如流。父子二人的政治天赋都极高，但李渊在任人唯贤和从谏如流两点上力有未逮，这是绝大多数君主都会面对的天然弱点。

李渊一直自信自己的声望将超越历代开国君主，但历史的事实却让他大感意外：提起唐朝开国，世人首先想到的总是李世民。李渊以原唐国公的身份顺利接收隋朝遗留势力，儿子又能征善战，军功重臣无需担忧尾大不掉，左右制衡也相对稳固。在他看来，几乎没有哪位君主能像他这样轻轻松松拿下天下，也几乎没有谁能如此巧妙地处理前朝与本朝的利益关系，因此自认为声望将无可匹敌。然而，谁能料到那个手握军权的能打之子，竟会成为造反的核心，将一代千古帝王的辉煌，一下子变成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