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年轻岁月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但他所生活的时代,无论是隋朝初期的开皇盛世,还是大业年间的血海杀戮,甚至隋末人民食人无数、满地荒凉,魏征必定深有感触。或许这些深刻的经历,早已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不公与暴政的深恶痛绝。当然,贞观时期的谏臣并非只有魏征一人,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敢于顶撞帝王的人。可魏征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他与唐太宗之间的十七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互动。他一生共向太宗上谏50次,递上奏疏11道,而这仅是史书中的记录,魏征恐怕一生所言,足以编成一本厚重的书籍。可让人意外的是,按理说,长孙皇后本应因为魏征的女儿出嫁而对他有所偏见,但在太宗尚未表态时,长孙皇后却毫不犹豫地重赏了魏征,助他一飞冲天。
魏征这个人,用今天的眼光看,属于那种典型的逆才——那种固执、倔强、甚至自负的类型。这样的性格使他常常不愿完全依从上级的命令,时常敢于顶撞上司,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在现代的职场中,像魏征这样的人恐怕会很难获得领导的青睐,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在重用的名单之外。魏征过去的那些上司,无一不曾经历过这样冷淡甚至排斥的待遇。 然而,正是这些逆才,才能勇敢地吐露忠言,真心待人,心中毫无私念。那些只会一味顺从上级的人,不一定能够与上司志同道合。表面的顺从背后,往往隐藏着无数的算计与心机。历史上,像李隆基后期的奸臣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人比比皆是。反观李世民,他不仅容忍了逆才,甚至吸纳并重用了魏征,从而让自己成就了大唐盛世。魏征的直言不讳,助力了李世民的治国理政,成就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民众也因此称颂不已。 魏征的正直,使得李世民无法对他进行任何攻击或挑剔。魏征代表了监督的力量,是对皇帝行为的约束,是对权力的制衡。在封建社会中,敢于如此直言的臣子堪称凤毛麟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这个帝王,愿意接纳这种监督与约束,这也成就了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关键原因之一。 魏征恰逢其时,遇到了对的人。众所周知,李世民是少数几位能虚心纳谏、心胸宽广的帝王之一,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无法忍受有人天天在耳边提醒不足与过错。魏征的幸运,不仅在于他生于盛世,更在于他遇到了李世民。与魏征相对的,是许多传统理念已失去时代价值的时期——例如朝代末年,政治腐败,官僚系统僵化,在那个时候,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臣子,恐怕是难以存活的;甚至在明朝初期,尽管朱元璋并非暴君,但那个时代的商业经济已逐步崛起,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魏征的儒家理念也显得过时。 魏征之所以敢直言进谏,并非因为他简单的胆量,而是因为他深知,李世民渴望成为一位明君。魏征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士为知己者死般的深厚。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像魏征这样的谏臣实属难得,但我认为,李世民更难得。他能够发现魏征的价值,也能接受魏征的忠言,这才是伟大的明君所具备的智慧。就像马周那样,在未遇到李世民之前,他也一直郁郁不得志,然而一遇到李世民,马上便得到了重用,一跃而成朝廷重臣。魏征那样的诤臣历史上并不稀罕,但像李世民这样,能听取意见且真正接受批评的君主却极为罕见。然而,即便是君主乐于听取意见,我们中许多人依然难以做到魏征的地步。人性使然,大多数人在面对上司、领导,甚至亲戚长辈做错事时,总是心存顾虑,甚至不敢当面指出他们的错误。尽管我们知道他们也许会欣赏有人敢于提醒,但在实际操作时,很多人还是选择沉默。每每此时,我不禁对魏征心生敬意,毕竟他面对的是帝王。在魏征生命的尽头,究竟他是担忧,还是欣慰,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