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常常误以为唐朝初期的局面，像明清时代一样君权稳固，皇位继承之争不过是帝室家事。殊不知，唐朝初期继承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局面。北周末期到隋朝短暂一统，再到其后的迅速分裂，皇权易主、权臣掌权已经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世民凭借着自己作为实质上开国君主的威信（他足够强大，能让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对其服从），成功度过了初期的动荡，稳住了唐朝的基业。

在这样的局势下，作为皇帝，一个至关重要的能力就是知人善任，尤其是在一个庞大帝国中，如何有效地调配众多不同层次的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而李建成在这一点上的失误，就像杨文干事件的发生一样，暴露无遗。当他私自指派铠甲这类见不得光的事情交给了自己身边的人，结果还是被告发，几乎可以预见，这一局面如果发生在李建成自己当了皇帝时，局面只会更加复杂。作为太子，他连自己的亲信都未能完全信任，更何况是处理庞大的帝国事务呢？若李渊起兵时，李建成的眼光仍是如此局限，那唐朝的局势恐怕早就崩塌。

虽然唐朝建立初期有天灾等困扰，但李渊和李建成的焦点却始终集中在皇室成员的利益上。随着李渊逐渐开始享乐，兴办游猎活动，甚至有些疏于政务，这使得李建成的地位变得更加微妙。如果他仍是太子，就会面临无权批评父皇的私生活的局面。而如果李建成最终登基，他能否像李世民那样果断解决冗余机构和享乐问题，或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李世民通过贞观之治，整治了国家，恢复了国力。尽管他在中后期也开始追求个人享乐，但这些享乐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因为他曾经的节俭、克制和自律奠定了他稳固的基础。任何人，一旦取得了足够的成就，总是难免飘然自得，李世民也未必能做到完全始终如一。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始终是政敌。在朝堂上，政敌倒台，清算其党羽几乎成了每个政治人物的必然选择。李建成与李渊之间的平衡术或许没有太多怨怼，但争权保权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九年的煎熬，两位父子之间的权力博弈注定充满血腥和冲突。在这段长达数年的斗争中，李建成未必完全信任自己的父亲，尤其在权力架构被打破后，他的野心是否会进一步扩展，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这与清朝的历史有些相似。就像胤仁被康熙严密压制，李建成的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李世民，而是由李渊对太子的制衡是否足够到位。如果李渊没有强力压制李建成，李建成或许能发力，但无论如何，太子谋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身为太子，拥有法理上的优势，却在与李世民的对抗中败下阵来，这也暴露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局限性。即使他是太子，面对李世民的威势，他的失利也几乎是注定的。比起曹爽的遭遇，李建成的失败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李建成的所谓能力，实际上是后人根据某些局部事件加以臆测的结果。与李世民相比，李建成的战功几乎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从玄武门之变的情况来看，军中大多数人都是中立，或者倾向于支持李世民。如果李建成上位，他难以压服那些骄兵悍将，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清洗后的局面也必然让大唐面临兵员不足的困境。

历史的真相是，李渊心有过多的个人企图，想多当几年皇帝，然而李世民的功业实在太过显赫。最终，李渊选择了立李建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却注定失败。父子合力，也无法抵挡李世民的崛起。唐朝的文治虽然有李世民的贡献，但也有隋朝遗留下的基础。李世民的存在，维持了贞观之治，但换作李建成，也许不会比李世民差，甚至可以说，唐朝的文治有可能会保持稳定。然若没有李世民的武功支持，唐朝的局势恐怕也不易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