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阁臣职掌票拟批答，阁票拟旨属于“代天子言”，而票拟簿记载的便是阁臣如何代天子言这一重要内容。票拟簿秘藏于内阁，簿中逐日以墨笔誊写阁票，以朱笔誊写朱批，以备他日查阅。阁票是阁臣拟旨底稿，朱批则对阁票进行增删改动。目前上海图书馆和京都大学图书馆分别藏有崇祯阁臣钱士升票拟簿档案的部分残本。通过考察现存票拟簿实物，可以获知明代票拟簿的基本形态、内容特征和编纂体例，了解阁臣、皇帝、司礼监在拟旨过程中的决策意见分合。票拟簿的秘藏不传加剧了外廷臣民对于阁臣如何代天子言的猜疑争讼。这是认识和理解明代中后期内阁运作方式和朝局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票拟批答是明代内阁的一项基本职能。内阁不是独立的出令主体机构，而是“代天子言”之所。谁为拟旨者、阁臣如何代天子言，是自明代内阁制度运作逻辑中衍生出来的关键议题。以往学界多将票拟簿称为丝纶簿，依据明人笔记记载来推断内阁起初设有丝纶簿文书，但此后被个别宦官或阁臣藏匿，导致丝纶簿制度废置。唐佳红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考证了明人关于丝纶簿存废传言的源流演变，认为“丝纶簿被权宦夺去”这类传言是明代士人反宦官心态的体现，其实多属不实。目前围绕票拟簿的专题研究尚未利用明代票拟簿档案实物，而是将票拟簿之有无存废视为不可详考，缺少对票拟簿这一文书制度的实态考察，对于明代票拟簿的内容特征、编纂体例等的认识尚有诸多含混不确之处，甚至将明代票拟簿与清代丝纶簿混为一谈。日本学者山本隆义、谷井俊仁在讨论明代内阁票拟制度时，利用了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明代票拟簿档案实物，但并未就票拟簿档案问题展开专门讨论。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明代崇祯时期的票拟簿。这部国内目前仅存的票拟簿尚未被史学界所注意和使用。本文主要利用现存明代票拟簿档案实物来考察票拟簿的内容特征、编纂体例和编纂流程等，说明票拟簿在明代内阁文书行政中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从文书行政和信息沟通的视角阐释票拟簿档案何以一度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的关注焦点。

明代“票拟簿”名实考辨

内阁票拟向来被称为密勿之职，票拟簿又秘藏内阁，鲜见于世，故而明人对本朝票拟簿制度的整体认知真伪并存，对票拟簿的称谓不一。部分传言称，票拟簿在国初设立，其后被个别阁臣或宦官夺走、藏匿，导致票拟簿制度废止，内阁亦由此失权。“杨士奇隐匿票拟簿说”“徐有贞从宦官处请回票拟簿说”“张居正、冯保隐匿票拟簿说”等野史叙事皆属此类传言。王世贞对此质疑称“两说俱无据，而后说尤孟浪”，“野史之误人若是”。明清史籍中对票拟簿的描述，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故须考辨其核心内容特征，以明确何为票拟簿。由此票拟簿的存废虚实亦可辨明。

少数明人有机会亲眼目睹票拟簿，其言论较为可信。孙继芳为正德六年（1511）进士，他描述了自己从首辅杨廷和处所见票拟簿：

正德中，京师士夫盛言内阁有所谓丝纶簿者，向掌于内阁，三杨李士归省，恐权移于外，并印送诸司礼监……予一日白事内阁，石斋杨公（杨廷和）因出簿一扇示予，曰：“此外间所谓丝纶簿也。”予视之，上载逐日所批旨意，旁有添注字，似是阁老调旨草稿，及得旨改添者。绝无所谓丝纶之名，亦不关系轻重。不知当时何以有是言。

孙继芳不仅驳斥票拟簿的佚失传言，辨明“丝纶簿”乃是坊间误称，还清晰描述了票拟簿的基本内容特征：逐日记载阁臣的票拟内容，旁有依据圣旨改添的字样。此外，叶向高提到可通过查阅票簿来分辨圣旨内容是出自阁拟还是御笔，“旨中‘服药静摄调理’皆上所亲添，非出阁拟……取票簿观之，信然”。天启阁臣朱国祯提到“阁中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梁维枢在崇祯年间任内阁中书舍人，他指出当时内阁存在票拟簿文书制度，“旨下，典籍照墨字、硃字登注丝纶簿俟考，然后发出”。综上可见，票拟簿记载的基本内容，一是阁票，二是朱批。在明代出令过程中，内阁票拟，皇帝或司礼监批红是形成正式圣旨所必经的两项流程。记载阁票和朱批的票拟簿，也即存录圣旨底稿的文书档案，又被称为内阁底簿。

票拟簿按照编年方式逐日分载阁票、朱批，具有存档以备他日查阅的功能。司礼监太监刘若愚提到，可通过内阁底簿考索圣旨的票拟者：“五日一比追赃之严旨，四六骈俪之温旨，皆昆山（顾秉谦）等所票拟也。阁中俱有底簿可考，中书官可证也”。不同时期的阁臣或因公、或因私均有查阅票拟簿之举，这也是票拟簿秘藏于当时内阁的明证。以下兹举数例。王鏊在正德年间入阁，称“余入内阁，历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嘉靖首辅张璁上疏引述正德时期内阁“选取庶吉士三十名”等内容，其依据便是内阁簿，“臣于内阁簿内查实名数如此”。万历首辅沈一贯提到内阁中的底簿是记载票拟的实据：“若票拟一事，内阁有底簿在，御前有票帖在，大有实拟。”首辅叶向高提及“详查票拟簿中，前此亦有陈鉴之事”。天启阁臣朱国祯也提到内阁有票拟簿，并遗憾自己离任后便再难查阅，“阁中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余匆匆未及考为恨”。崇祯阁臣钱士升在阁时常以职务之便翻阅前代票拟簿：“入佐机司代言之暇，粤稽六十年来丝纶稿簿，暨起居注所载阁揭。”

上述诸人所见历代内阁票拟簿文书事例，时间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六朝，足以证明票拟簿文书制度至迟在明中期已经存在，且具有稳定连续性。众人所描述的票拟簿的内容特征、制度特点基本稳定一致：第一，票拟簿记载阁票与朱批，阁票即阁臣拟旨底稿，朱批对阁票内容有增删改动；第二，票拟簿中以墨笔誊写阁票，以朱笔誊写朱批；第三，票拟簿秘藏于内阁，阁臣可查阅先朝历代票拟簿所载阁票、朱批，非司礼监和内阁供职人员则一般无机会翻阅。

明人对票拟簿文书的正式名称与别称、俗称混用，亦不排除此种文书起初没有正式名称，此后更名的可能。票拟簿、票簿、内阁底簿、丝纶簿等称谓名异而实同，其描述的内容特征均指同一种内阁文书。其中，丝纶簿是流传最广的一种俗称，但它并非正式的文书名称。针对朝野传言将票拟簿谬称为丝纶簿的说法，孙继芳、王世贞等人均指出“绝无所谓丝纶之名”，“底稿原在阁，不谓之丝纶簿”。阁臣票拟是“代天子言”，这一职能常被明人描述为“职掌丝纶”，丝纶簿之称或由此而来。清初方象瑛见到其祖方逢年的票拟簿实物，作《先大父票拟簿跋》。结合后文所述存世票拟簿文献，可以确定票拟簿是正式的文书名称。

从明代至今对票拟簿的称谓亦有名同而实异的情况。明确票拟簿的内容特征之后，可辨明其文献性质。第一，误认为清代丝纶簿与明代票拟簿为同一类档案。二者内容特征其实迥异。清代丝纶簿与明代票拟簿皆记载奏疏概要与所获谕旨。但明代票拟簿记载阁臣拟旨底稿，以及皇帝和司礼监对底稿的增删。而清代丝纶簿中仅记载最终形成的正式圣旨，并无明代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的内容特征。清代丝纶簿之于明代票拟簿，可谓只沿其名而未袭其实。第二，明人周永春辑有《丝纶录》一书。此书曾被学者误认为明代丝纶簿，但《丝纶录》也没有明代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的内容特征，仅仅是抄录圣旨。因此同样不能归入明代票拟簿档案之列。

目前所见尚有两部明代票拟簿档案存世。借助于档案实物，能够破除史料记载中的各种名实舛误，对明代票拟簿档案形成更加具象化的认识。

中日所藏明代内阁票拟簿档案考述

目前海内外现存的明代票拟簿实物，据笔者所见仅有两种：一为国内上海图书馆藏《票拟簿不分卷（崇祯甲戌）》；一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明邸钞残本》。以下分别对中日两地所藏票拟簿档案的版式、内容、撰者等情况进行考述。

上海图书馆藏《票拟簿不分卷（崇祯甲戌）》，共3册，明红栏抄本，半页8行22字，高28.5厘米，宽18.0厘米。书衣左题“票拟簿”3字，右书年月。第一册为“崇祯甲戌正月、二月”，第二册为“崇祯甲戌四月、五月”，第三册为“崇祯甲戌六月、七月”。扉页有解题。每册末尾数页有少量小票拼贴于上，笔迹稍潦草，与正文字体不同。末页所附小票应当为阁票原件，但每册所附阁票原件亦不全。正文避朱常洛皇帝名讳，改“常”为“尝”字，又避朱由校、朱由检帝讳“由”为“繇”字，但不避清帝名讳，可断定此是明末抄本。

图一：上海图书馆藏《票拟簿不分卷（崇祯甲戌）》示意图

上图本《票拟簿》记载了崇祯朝内阁共6个月的票拟记录，但《票拟簿（崇祯甲戌正月、二月）》这一册系年有误。“崇祯甲戌”即崇祯七年（1634），而此册编年实应系于崇祯乙亥即八年（1635）正月、二月。兹举三例以证。上图本《票拟簿（崇祯甲戌正月、二月）》册记载，正月初五日票拟奏疏之一为吏部题请考察日期，阁票：“是，京察著于正月二十八日行。”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崇祯七年（1634）并非京察之年，崇祯八年（1635）正月则举行了乙亥京察。正月十五日，票拟“刘宗祥奏明嘱托私书”事，阁票：“张捷已有旨了，奏内事情自有鉴裁，刘宗祥不得旁牵屡渎，该部知道”。刘宗祥弹劾张捷之事亦在崇祯八年正月。二月十四日，票拟“御史韩一光皇陵焚毁国家大变等事”，即指崇祯八年正月凤阳皇陵被农民军焚毁。因此，上图本《票拟簿》正确的阅读顺序应为第二册崇祯七年四月、五月，第三册崇祯七年六月、七月，第一册崇祯八年正月、二月。

上图本《票拟簿》的文献性质属于分簿，而非总簿。票拟簿依阁臣分别造册，每位有权秉笔票拟的阁臣有属于自己的票拟簿。明代内阁自天启年间施行分票制，首辅不再独揽秉笔权，次辅亦得分本票拟。明末内阁每日处理票拟的奏疏“总送首揆分票。如五六十本，则每位照数得若干，多寡匀配”。而上图本《票拟簿》所记载每日票本数，在几本至二十多本之间浮动。上图本《票拟簿》所载各条阁票，一般不著票拟者姓名，偶有阁票末尾处标注“原票吴拟，今代拟”与“代温拟”等字样，这是此簿作者代其他阁臣票拟，故额外注明，且代他人所拟的阁票不计入当日分票数量。《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存录崇祯七年四月至七月、崇祯八年正月至二月的档案奏疏共61件，部分奏疏载有圣旨，其中与上图本《票拟簿》所载票拟内容一致者4件，同一时期其他档案奏疏所奉圣旨为上图本《票拟簿》所未载。上图本《票拟簿》既然专为某一阁臣分设，上述未载于上图本《票拟簿》的明档圣旨则应出自其他阁臣之手。

其次，根据票拟回避原则，可推断上图本《票拟簿》记载的是崇祯阁臣钱士升的票拟。某阁臣因事上疏以及外廷上疏事涉某阁臣，须交由其他阁臣票拟，当事阁臣应按例回避。崇祯朝言官许誉卿批评阁臣彼此袒护，“如甲被言，则乙拟温旨以慰之；乙被言，则甲拟温旨以慰之”，说明当时内阁存在票拟回避原则，且阁臣有应对之策。崇祯七年四月至崇祯八年二月期间，内阁人事无变动，共5人在阁，首末位次分别为温体仁、吴宗达、王应熊、何吾驺、钱士升。上图本《票拟簿》载有事涉温体仁、吴宗达、王应熊、何吾驺4位阁臣的多条阁票，独缺钱士升一人。例如崇祯八年正月十一日，票拟吏部覆大学士何吾驺长孙承荫事疏，阁票：“何胤榴准送国子监读书”。十七日，票拟大学士吴宗达所上“首辅无端受诬”疏，阁票：“卿忠诚介直，与首辅同心协赞，朕所素孚”。二十二日，票拟真定抚按吴履中弹劾温体仁、王应熊的奏疏，阁票：“首辅忠贞恪慎，辅臣王应熊介直寅恭，朕所素鉴”。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明邸钞残本》，为明红栏抄本，半页8行22字，高28.5厘米，宽18.0厘米，版式、尺寸与上图本《票拟簿》一致。《明邸钞残本》存5册，其编年日期分别为崇祯甲戌十二月、崇祯乙亥五月、崇祯乙亥六月上、崇祯乙亥六月下、崇祯乙亥十一月。5册编年日期与上图本《票拟簿》不同。《明邸钞残本》正文分别以墨笔誊写阁票，以朱笔誊写朱批，书写格式与上图本《票拟簿》一致。《明邸钞残本》于1910年12月被日本京都大学收藏。当年9月，内藤湖南等京都大学教授被派往北京寻访内阁旧档，寻得5册票拟簿。内藤湖南等人误将此书认为明代邸报，命名为《明邸钞残本》。谷井俊仁则指出这一命名有误，此书记载内容实为阁票与御批，考证《明邸抄残本》所载阁票为钱士升所写。可见京都大学藏《明邸抄残本》与上图本《票拟簿》均属于钱士升的票拟簿档案。将上图本《票拟簿》与京都大学藏《明邸抄残本》合而观之，二者当为流散于中日两地的钱士升票拟簿档案的不同部分残本。

图二：日本京都大学藏《明邸抄残本》示意图

明代票拟簿档案的编纂体例

《票拟簿》为编年体档案文书，其主体内容，一为内阁对百官奏疏的票拟，二为皇帝朱批对阁票的增删意见。不排除有司礼监代笔朱批的情况。极少数时候皇帝会不经阁臣直接出御批，但之后亦须令阁臣按御批润色拟旨，以补全出旨程序。全簿不分卷次，正文采用逐日记事之法，以一事一疏为条目，记载阁票和朱批。正文一页开头书“某月某日，票数本”，另起一行空一格简写奏疏概要，即何人、何衙门、上疏何事，再另起一行顶格誊录阁票。每条最终被采用的阁票，在上方书眉处均画一小红圈，以示已经批红。如果阁臣首次拟票即获得批红，通常没有朱批驳改文字；如果经过数次拟票才获得批红，则按先后顺序誊录每次阁拟、朱批的内容，集中系于所票奏疏条目之下。皇帝朱批均以朱笔誊录，与誊录阁票的墨笔相区别。朱批可分为3类内容，一类是仅在阁票旁批注“改票”字样，此即代表皇帝对阁拟内容不满意，令阁臣重新票拟；一类是令阁臣改票的同时，还另有提示，如“改票，出严旨”“准其所请，改票”等字样；一类是皇帝对阁票的内容增删改动，用朱笔删去不当字句，所增字句或为夹批，或为尾批。朱笔誊写的形式较灵活，目的应当在于还原阁票、朱批的原件样貌。兹举崇祯八年二月二十日钱士升票拟都察院奏疏为例，上图本《票拟簿（崇祯乙亥正月、二月）》誊写格式如下：

都察院本。

祁彪佳着回道管事。（旁有朱批：改票）

祁彪佳按差条议曾否施行，还查兴厘实迹奏夺。（旁有朱批：改票）

祁彪佳前因民变溷请，奉有明旨，姑着降 级，回道管事。（旁有朱批增字：地方激变，岂能辞责。朱笔删去“前因民变溷请，奉有明旨”字句，在“降 级”字样中间填“俸一”二字）

崇祯六、七年间，宜兴多次发生民变，祁彪佳因任内发生民变而被罚俸。钱士升票拟都察院此疏，即关涉到如何处置祁彪佳。钱士升第一、二次票拟后，崇祯帝均未满意，朱批改票。第三次呈上的阁票则被朱批直接增删，然后形成正式圣旨。阁票中“姑着降级”一句，中间未填具体数字，留待御笔亲填。崇祯帝御笔填数“姑着降俸一级”。对比这一记载，可证明《祁彪佳日记》所述有误。祁彪佳作为外臣，无法合法查阅票拟簿，误以为阁臣主张严惩自己，而皇帝主张从宽，称“及考核时以荆溪民变，时宰方督予过，因发改票、拟降级，而上改为降俸，圣恩深厚，无以加矣”，这与决策实情并不完全相符。票拟簿记载表明，钱士升第一次阁票对祁彪佳的处置仅仅是令其“回道管事”，但经过几轮改票后，由于崇祯帝朱批强调祁彪佳对地方民变“岂能辞责”，最终便形成了严惩祁彪佳的圣旨。通过票拟簿的编纂体例，阁臣与皇帝或宦官在处理奏疏时的意见分合可谓一目了然。

上图本《票拟簿》还记载了一种流行于崇祯朝的票拟惯例。据谈迁记载：“吏部拟各官罚俸几月，兵、工部拟各官吏赏几十几两，俱阁臣填数。乌程（温体仁）不填，听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此说与票拟簿所记部分阁票的格式吻合。例如崇祯七年七月十一日钱士升票拟吏部覆河南巡按奏疏：“戴东旻再降俸二级，李春旺罚俸六个月，著刻期剿贼自赎。”其中降俸、罚俸的具体数字，均为朱笔填写，即由皇帝本人斟酌赏罚轻重。谈迁认为温体仁将赏罚诸臣之事交于上裁，是他获得皇帝宠信的原因之一。而从上图本《票拟簿》的记载可见，遇有赏罚诸臣之事，阁臣不填数而听上裁的做法，除首辅温体仁之外，同时期其他阁臣如钱士升也同样遵循。

关于阁票的主笔者，票拟簿有清晰的编纂体例。司礼监宦官刘若愚提到，“一切削夺勒限追赃诸严旨，皆内阁顾秉谦等票拟，非中旨，见有阁中底簿、中书官可证也”。这说明圣旨由谁起草，可通过查阅票拟簿而知。对此，票拟簿实物的编纂体例可以为证。上图本《票拟簿》为钱士升的票拟档案，因此一般情况下，每条阁票末尾不标注票拟者姓名。但遇有例外情况，簿中则对票拟者有格外注明。一种情况是钱士升因事代其他阁臣票拟。上图本《票拟簿》中总共出现过一次“原票吴拟，今代拟”字样，一次“代温拟”字样。钱士升为何代吴宗达票拟尚不可知，而他代温体仁票拟，则是当日温体仁受弹劾而杜门请辞的缘故。另一种情况是其他阁臣因事代钱士升票拟。上图本《票拟簿》共出现了一次“吴拟”，7次“温拟”。值得注意的是，钱士升对相关奏疏亦有阁票，但均未获采用。钱士升的阁票与其他阁臣的阁票，均系于同一奏疏条目之下，末尾各标注“原拟”“温拟”“吴拟”等字样以示区别。钱士升未获采用的8条原拟中，其中两条原拟旁有朱笔批注“改票”，之后奏疏转由温体仁或吴宗达票拟。还有6条原拟没有收到任何批红或驳回意见，可见原拟并未上呈给皇帝，而是被首辅温体仁否定，之后温体仁则代钱士升票拟上呈。而通过“原拟”“温拟”的标注字样，可知一道奏疏如果中途变更票拟主笔者，票拟簿中亦有明注，使其不相混淆。

内阁票拟既为“代天子言”，所处理的奏疏可谓无所不包，涉及铨政、军政、财政等各方面。据上图本《票拟簿》记载，发下由阁臣票拟的奏疏，上奏者包括内阁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中央官员，以及总督、巡抚、巡按等在地官员，还有宗室、勋臣、锦衣卫、宦官等等。票拟簿不录所票奏疏的全文，只记载上疏者及疏中概要，概述内容则详略不一。记载最详者，如户部奏销账目、兵部军情塘报，多至誊录数百字；记载最简者，则仅记上疏者职官姓氏，不记上疏事由，例如“大学士温题”，“大学士王”等，甚至不著上疏者的具体职官姓名，只记为“锦衣卫本”。关于概要详略的记载没有明显的规律，或与上疏者身份、上疏内容保密与否有关。崇祯朝阁臣吴甡说“温员峤（体仁）入阁，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至密揭或出手书，并不存录阁簿矣”，说明首辅意志会影响到票拟簿的编纂详略。

票拟簿的日常誊写由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负责。明代自宣德朝起，置诰敕、制敕两房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誊写票拟簿之职，不见载于《明史》，但明人多有论及。崇祯朝中书舍人梁维枢提到内阁典籍负责誊写丝纶簿：“旨下，典籍照墨字、朱字登注丝纶簿俟考，然后发出。”阁臣赵志皋提到内阁制敕房设有“写票中书官”：“制敕房中书，办理册宝、名封、文武官员敕谕一应机密文书外，其两班写票中书官六员，每日轮流书写本票，无间寒暑。”阁臣沈鲤等人追叙嘉隆年间情形：“内阁辅臣辰入申出，办事阁中，拟票旨意，所得预闻者独写票中书而已。”崇祯年间内阁中书舍人梁维枢关于票拟簿制度的记载，可与文献实物互为印证：

凡章疏，禁中称文书，必发阁臣拟票。阁票用本纸小帖墨字，内照票批或皇上御笔，或宦官代书，俱即在文书面上用硃字。阁票如有未合上意，上加笔削，或发下改票。阁臣随改封上，间有执正强争，亦多曲听。旨下，典籍照墨字、硃字登注丝纶簿俟考，然后发出。

按照梁维枢所言，阁票经批红成为谕旨之后，“典籍照墨字、硃字登注丝纶簿俟考”。这可以解释上图本《票拟簿》的编纂方式是誊写者在阁票获得批红后，汇总前后阁票、改票，集中系于某日某疏的条目下。其中所系日期便是阁票最终获得批红的日期，而非奏疏最初发下内阁的日期。

明代票拟簿档案的秘藏与隐没

票拟簿文书制度的作用在于记录阁票与朱批，明确谕旨的动态起草过程。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谁为拟旨者、阁臣如何代天子言正是外廷臣民十分关切的问题。这既关系到朝野对内廷君相权力关系、决策责任的看法，也关系到明人对本朝史的书写。明代票拟簿文书的秘藏与隐没，与此政治生态和史学生态，实则互为影响。

皇帝和阁臣不愿将票拟簿公开示人，故而外廷屡屡出现票拟簿被藏匿、废置的谣传。嘉靖至万历年间，外廷均有言者上疏要求恢复“丝纶簿”，而皇帝和阁臣既不澄清谣传，也不愿承认票拟簿的存在。嘉靖初年，给事中梁本茂上疏建言还丝纶簿于内阁，奉旨：“丝纶籍传不见出处，着某查明来说”。梁本茂作为外臣，自然无从查起。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谭希思上疏称，“正统初，中官王振擅恣矫旨，特奏收簿于内……臣以为内阁丝纶之簿所当议复”。疏上，谭希思反遭谕旨诘问：“本内丝纶簿、铁牌是何年设立，出何典章？着南京都察院即便究问，回将话来”。谭希思仓猝间无从详考应答。据前述考证可知，票拟簿的正式名称并非丝纶簿，但这并不代表内阁没有记载阁票、朱批的相关文书制度。谭希思疏中所描述的文书样式“凡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旨稿留阁中，号之曰丝纶簿，御批易之以红”，正是票拟簿的基本文书特征。皇帝和阁臣如此诘问建言者，斥其“沽名”，应当是不欲外廷窥探内廷决策过程。此后崇祯帝更在召对中直言：“今言官见一旨意，就问道何人票拟，最为可恶。”流露出对外廷穷究票拟主笔者这类行为的反感。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票拟簿成为皇帝与阁臣心知肚明但秘而不宣的存在，也就合乎逻辑了。

票拟簿的秘藏状态，反过来加剧了外廷关于“旨由谁拟”的猜疑流言。其中既有皇帝与首辅之间谁为拟旨者的疑问，也有阁臣之间谁为拟旨者的疑问。申时行任首辅时，言官质疑谕旨内容不当，便认为其出自阁臣之手：“（申时行）每于嫌怨所在，必以出自圣断为拟……皇上断者不能十之一，时行断者且逾十之九矣。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沈一贯也被弹劾“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此类言论认为天下所见圣旨实际体现的是阁臣的私意，而非皇帝本人的裁决。神宗对这类舆论大为愤怒：“小臣益无忌惮，将朕亲批旨意诬为卿拟，妄肆诋诽。”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京察中党争激化，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外廷怀疑内阁借票拟“窃权行私”。首辅王锡爵认为外廷的猜疑缘于“不知禁中之事，而随众传讹，遂以为真”。这类舆论有时也令皇帝不得不作出回应。崇祯八年，明廷布防失策，凤阳皇陵被农民军焚毁。外廷言者竞相上疏，诘问命令抚按“不必移镇”的谕旨出自谁手，并弹劾阁臣温体仁、王应熊等人，追究其票拟失职之罪。虽然内阁惮于承认票拟主笔者为谁，以致言官上疏讥讽“赫赫明纶，若为辅臣解嘲者”。因事属重大，崇祯帝不得不下罪己诏承担决策之过，舆论才完全平息。阁臣之间的票拟意见异同不对外廷公开，也因此屡次酿成恩怨风波。给事中吴执御为黄景昉贬官而不平，以为事出首辅周延儒主张，遂上疏弹劾周延儒。而黄景昉指出“当时下石余属乌程（温体仁），非属宜兴（周延儒）。虽默感给谏意，而亦以其言为失实也”。总之，由于票拟簿属于不公开的内阁机密文书，不进入外廷的政务信息流转渠道，外廷群臣难以从公开合法的渠道得知谁为拟旨者，明代皇帝又往往深居简出且袒护阁臣。阁臣一旦垄断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或揽功或卸责，或市恩或报怨，其中有极大的操纵空间。而外廷因此形成对内阁的集体猜疑后，皇帝谕旨本身具有的政治威信亦受到摇撼。

明代票拟簿档案原件在明清宫廷保存不善，终致逐渐流失殆尽。明代内阁经历过至少一次票拟簿被焚毁。万历二十五年（1597）宫廷失火殃及内阁：“今内阁西制敕房三间二披，俱被火焚，内贮近年常行文书，取出见存，远年稿簿在高阁封贮者，因火势紧急，不及搬取。其内阁中堂及东诰敕房房屋，及所贮书籍……悉皆保全无恙。”负责誊写阁票的制敕房受灾最严重，距万历朝年代较远的票拟簿很可能因此次火灾化为灰烬。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中，明宫廷遭到李自成纵火，“内阁掌故，与西清东观，咸归天上”，“闯贼之乱，尽化灰烬”。此后清人零星所见票拟簿，均属崇祯时期。清康熙六年（1667）方象瑛曾亲见其祖父、崇祯朝阁臣方逢年的票拟簿档案。方象瑛历任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等官，参与修纂《明史》，或利用职务之便得到此簿。乾隆末年，汤修业得知舅家没落后，“童孙摧折残书，旋为嫠妇卖尽”，急为访书，“见故书甚多，强半残缺，中有黄纸簿十余册，为内阁票拟底稿，则舅之高祖文端公（吴宗达）亲笔也”。由此可推知，崇祯朝阁臣吴宗达的票拟簿先从宫中流出，归于吴氏后人，后流入书市。方逢年、吴宗达的票拟簿今皆不传于世。迨至清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去北京访书，仅得钱士升的5册票拟簿。之后顾廷龙又抢救出钱士升的另外三册票拟簿，保存于上海图书馆至今。可见历经明清数百年，明代票拟簿档案大多在秘不示人的状态中逐渐散佚。

明代票拟簿极少被抄传。票拟簿的严格秘藏，导致其基本未能进入明代官史纂修体系与民间抄传渠道。明代官史修纂体系较为简单，主要以实录体裁修纂历代国史。唐宋国史体裁如日历、时政记均废而未设，起居注亦有过长期的废置。万历以前，实录修纂主要取材于六部章奏，史源过于单匮。王鏊对此批判称前代史官皆“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然而“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万历朝复设起居注后，“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薛三省领史局修纂神宗实录，意识到票拟簿档案中有起居注未载的重要信息，“今凡起居所不及注者，内阁丝纶簿则所具载”，因此提议将票拟簿与六部章奏、起居注一同纳入实录修纂的取材范围，“或及今纂修时分发各官，或俟进稿时内阁自为增补”。但此议终明一代未见施行，票拟簿所记载的君相决策意见分合等重要信息便难以进入实录修纂内容中。

就民间抄传方面而言，票拟簿不经翰林院史官寓目，导致其难以被民间传抄。在明代本朝史的编纂书写中，“旨由谁拟”是品题君相的焦点问题。票拟簿档案的秘藏不传，加剧了外廷臣民围绕着“旨由谁拟”议题的私史争讼。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事后明廷反思朱宸濠叛乱之因，杨廷和的政敌王琼著书，将宁王之乱归咎于正德九年（1514）恢复朱宸濠护卫，并宣称这道谕旨出自杨廷和之手。杨廷和则著书辩称此旨并非自己起草，而是“时权倖纳赂主其事者，竟得请”。其事缺乏票拟簿印证，仅凭恩怨争讼难以定论。朱国祯为建文诸臣私撰《逊国臣传》，注意到万历初年有不许赦免齐泰、黄子澄外亲的圣旨，疑惑“其阁臣所拟乎，抑御笔所增乎？阁中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余匆匆未及考为恨”。朱国祯惋惜自己已经辞任阁臣，失去了据票拟簿考证此事的机会。艾南英指出，由于票拟事属机密、不为众所知，导致士人著书论及相关史事即使夹杂私意，他人也难以考证，“世贞之书，则皆以票拟深秘，可逐事文致，时政久远，闻见无稽”。明清易代后，民间著史各以私意增删记注，“自丝纶之簿，左右史之记，起居召对之籍，化为煨烬，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损，造膝之语可以窜易”。可见，票拟簿的秘藏不传构成了明代国史缺载的一环，而这种国史缺载、私史争讼的史学生态又与明代政治生态互为影响。

结语

票拟簿在圣旨草拟形成的动态过程中产生，是系统性记载阁票与朱批的官方档案文书。由于票拟簿所载内容机密重要，票拟簿长期秘藏内阁、不公开示人，导致明代外廷臣民围绕这一文书屡引争讼，讹言流传。现存的上图本《票拟簿》和京都大学藏《明邸钞残本》以实物形式清晰展现了这一类档案文书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特征。票拟簿由内阁中书舍人负责誊写，其主要内容为逐日记载奏疏所获阁票与朱批，并以清晰的编纂体例标注阁票主笔者。

自明中期以后，明代君臣逐渐从面议政事转向文书行政，皇帝与群臣交接的频次降低。在以文书行政为主要渠道的中枢政务运作模式下，票拟批答是阁臣参决政事的核心方式，朱批对阁票的增删改订是源于皇帝的书面意见表达。而外廷所奉圣旨，或完全由阁臣票拟而定，或经过皇帝朱批增删改订，拟旨决策环节的文书往来，皆限于皇帝、内阁和司礼监之间，不对外廷公开。在这种中枢政务运作模式下，阁臣如何代天子言才成为外廷臣民愈发关切的政治议题。票拟簿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清楚反映了圣旨从草拟到增删改定的文本动态形成过程，从中可以复原拟旨过程中皇帝、司礼监与阁臣的决策意见互动。因此，票拟簿为阁臣处理政务提供可查阅的前代惯例依据，又是考证君相权力关系、决策责任的重要文献依托。票拟簿的秘藏与隐没，对明代政治生态、本朝史修纂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外廷臣民对票拟簿持续不断的好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皇帝与阁臣不愿公开票拟簿的存在。这使得票拟簿档案始终秘藏内阁，原件历经明清数百年终致所剩无几，亦未经翰林史官寓目，无法为实录纂修系统性地提供资考，以致君相在拟旨过程中的意见分合，多有国史缺载而私史争讼的情况。将票拟簿相关的文书处理环节置于对内阁文书行政的动态考察当中，票拟簿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及其秘藏状态，为理解明代内阁政治的运作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献来源：《古代文明（中英文）》2026年第1期，第101－110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张艺萱，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目前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问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近世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