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民族远在夏商时期即已觊觎中原、“逐鹿中原”，跟汉族文化有频繁的接触；秦至西汉，匈奴一直是朝廷的主要威胁，秦长城就是为抵御匈奴入侵而修建的，中原朝廷多次跟匈奴发生战争，互有胜负。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分裂，兵戎相见，五单于争立，后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郅支单于威震西域，呼韩邪单于只好依附汉朝。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朝诛灭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投靠东汉王朝，逐步汉化，改说汉语；北匈奴尽管没有改说汉语，但吸收了汉语不少词语。

匈奴频繁入侵中原，也就意味着不断吸收汉族文化，也意味着汉语不断进入匈奴。在蒙古国中部杭爱山一带找到匈奴单于庭遗址，有人以为此即“龙城”遗址。遗址的巨型瓦当上，有的写有汉字“天子单于、与天无极、千（秋）万岁”。匈奴没有自创的文字，这是汉代汉语对匈奴语有重要影响的实物证据。

▲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勒济特县匈奴单于庭遗址瓦当文物

▲汉代“千秋万岁与天无极”“千秋万岁与天毋极”瓦当拓片

匈奴人何时开始说汉语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一个民族由说本民族的母语改换说另一种语言，一定要经过一个双语阶段。尽管史料有限，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有限材料的细心审视，证明远在东汉之前的至晚秦至西汉时期，匈奴已进入了融入汉语的过程，匈奴人已开始说汉语了。那时候，他们的母语无疑是匈奴语，但其中一定有说汉语的人群，形成兼说匈奴语和汉语的双语人群。

一、 从匈奴人的“控弦”一语说起

据《说文》，“控”的本义是“拉开，牵引”，许慎引用了两则材料证明这个本义，一个是《诗经·鄘风·载驰》“控于大邦”，《载驰》是许穆公夫人作的诗，她是卫国的女儿。此时卫国被狄人灭了，她很伤心，想回娘家省亲而不能，此句意指许穆夫人希望卫国能跟大国攀上关系，以便获得大国施以援手帮助卫国。其中“引”指攀上关系，是“牵引”义的引申义。由于用此例证明“控”有“拉开，牵引”的本义稍微有点远，因此许慎另举“匈奴名引弓控弦”更直接地去证明本义。据此，“控弦”是匈奴人的习惯用语（《说文》手部：“控，引也。从手，空声。《诗》曰‘控于大邦’。匈奴名引弓控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改为“匈奴引弓曰控弦”，本文是采用大徐本原文），请注意《说文》其中“匈奴名引弓控弦”这句话，“引弓”即拉开弓，那么，“控弦”就是“拉开弓弦”的意思。

▲大徐本《说文解字》关于“控”的解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关于“控”的解说

“控弦”本不是中原汉族的用语，《说文》说“匈奴名引弓控弦”，这有事实根据，可与史书互证。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使用8次，均用于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西域诸国军队，主要用于匈奴军队，不用于汉朝的军队；叙述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西域诸国用“控弦”，可能反映这些国家表达“引弓”的说法受匈奴的影响。《汉书》使用8次，5次用于匈奴、大月氏、奄蔡的军队；但不限于匈奴等西域军队，有3次用于汉军，《严安传》说“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主要用来防备匈奴；《扬雄传》引扬雄《校猎赋》有“逢蒙列眦，羿氏控弦”；《叙传》说李广“控弦贯石”，李广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后汉书》使用“控弦”5次，用于乌孙、南匈奴、鲜卑以及上谷一带的军队或割据力量；“弦不再控”1次（参《班彪列传》载班固《两都赋》），用于汉朝军队。《三国志》使用“控弦”2次，见于《魏书·裴潜传》，其地多乌丸部落，“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裴潜上曹操书：“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鲜卑小部落头目轲比能：“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都是匈奴的后代支派，也用到“控弦”。总起来说，《说文》说“匈奴名引弓控弦”，能够得到早期文献的证明。西汉晚期以后“控弦”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但主要北方游牧部族。

“控”作“引”讲最早见于《诗经》；“弦”作“弓弦”讲见于春秋战国文献。我们要证明，《史记》《说文》等书的“控弦”不是汉语借用匈奴语形成的外来词语，而是匈奴人所说汉语的一个汉语词语，至晚到西汉就吸收进了中原汉语，也就是说“控弦”一语形成时，匈奴人已经开始说汉语了，他们所说的汉语只能理解为汉语的一种方言。

我们知道，一种语言从另一语言中借用的词语，不外三个类型：一是音译，二是意译，三是音译加意译。第三种类型是在前面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前面两种类型就没有第三种类型。因此，只要证明“控弦”不是匈奴语的音译和意译，就能证明汉语文献中的“控弦”不是借自匈奴语的外来词语。

首先，许慎取“控弦”的“控”证明它有“引”义，可见汉代人已经认定匈奴人“控弦”一语不是匈奴语的音译，而是可以拆开成中原汉语的“控”和“弦”来分析的。《后汉书》还有“弦不再控”之语，这又可见“控”和“弦”是可以拆开来组成其他的汉语结构的。一般公认，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的动宾结构在阿尔泰语系中用“宾动结构”来表达，“控弦”是汉语的一个动宾结构词语，这也证明它是一个汉语词语，它不可能是匈奴语的词语，不可能是匈奴语的音译。

其次，“控弦”也不可能是将匈奴语表达“引弓”概念的汉语意译。一种语言表达某个概念，一般都可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如果匈奴语表达某种概念在汉语中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那么几乎所有的词语都可拎出来说，不可能专门拎出“控弦”一语来说汉语和匈奴语的语义对应。此其一；汉语史学界证实，《史记》重视当时的口语，它采用先秦以前的史料，碰到先秦以前的词语和表达习惯不合西汉的用词习惯和表达方式时，常常用西汉的用词习惯和表达方式来改写，不会将西汉的用词习惯和表达方式改成先秦以前的用词习惯和表达方式，《史记》采用《尚书》《左传》等书的史料时均如此。据《史记》，汉族地区相应的说法是“贯（毌）弓、弯弓、引弓、张弓”，不用“控弦”。因此，如果“控弦”来自匈奴语，那么转换成汉语，一般都得用汉语相应的习惯表达“贯（毌）弓、弯弓、引弓、张弓”等来翻译，不可能采用一个汉语没有的表达；如果采用汉语已有的“贯（毌）弓、弯弓、引弓、张弓”词语来翻译，那么匈奴语表达“控弦”概念的词语，就没必要专门拎出来说。此其二。由此可知，匈奴人的“控弦”不可能是匈奴语的意译。

由汉族地区相应的说法是“贯（毌）弓、弯弓、引弓、张弓”，不用“控弦”可知，“控弦”也不可能是匈奴语的汉借词，然后汉族地区再将它借入中原汉语，因为早期汉语没有“控弦”一语，只能是匈奴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既然汉族文献中“控弦”一语不是匈奴语的借用词语，那么它只能是一个汉语词语。据上可知，西汉中原汉语中没有“控弦”一语，这只有理解为匈奴人自创的汉语词语才可以讲得通。进一步说，匈奴人已在说汉语。由匈奴有“控弦”一语可知，在上古，至少有一部分匈奴人说汉语，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组词用语的习惯。段注说：“此引匈奴方语，以证‘控’‘引’一也。”所以段注说“控弦”是“引匈奴方语”，意思是“控弦”不是正宗的匈奴语，而是匈奴人的所说的一种“方言”。拿今天的语言理论来说，应该理解为匈奴人所说的一种汉语，可算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段玉裁注“此引匈奴方语”表明，在他看来，匈奴不仅使用汉语，而且还有自己创造的固定词语。为便于称说，可以管匈奴人所说汉语叫匈奴汉语，以跟汉族汉语区隔开。

照许慎所说，汉族地区的“引弓”匈奴人叫“控弦”，匈奴人的“控”用的是它的本义；据《说文》弓部，“弦”的意义是“弓弦”，可见匈奴“控弦”的“弦”也是用的本义。西汉以后口语中，“控”的本义很少使用，“弦”的引申义“乐器上的弦”更常用，它们组成的固定语“控弦”不是来自中原汉语，所以匈奴创造“控弦”一语时间较早，应远在西汉之前，说明匈奴人很早开始说汉语。到西汉末，“控弦”使用的范围扩大，汉族人用来指汉朝军队，这又是匈奴人所说汉语语影响了中原汉语。“控弦”一语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汉语对匈奴人的深刻影响。

二、匈奴人的官爵名

在汉代，匈奴的官爵、身份、地位、称号名，有的是本民族的固有词，如“居次（女号，相当于公主）、若鞮（‘孝’的意义）、赀（《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西戎传》：‘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等。《汉书·匈奴传下》：“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益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有的采用汉语。匈奴人的官名系统是汉语和本民族语混合着用的，这从《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可提取出来。

《史记·匈奴列传》讲匈奴官爵：“置左右贤王，左右谷（lù）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列了不少官爵名，既有匈奴语，也有汉语。“谷蠡、骨都、屠耆、呼衍、兰、须卜、且渠”是匈奴语，“贤王、大将、大都尉”等是汉语，其中有的汉语词语不是汉族地区创造的，而是匈奴人自己的创造。这些汉语词语不可能是《史记》等书将匈奴语的词语翻译成汉语，从而使这些词语具有汉语的“面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史记》等书对于匈奴的官爵名有的译成汉语，有的直接从匈奴语音译，就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作这种不一致的处理？只有理解为匈奴官爵名本是匈奴语和汉语借词混合着用才好解释。就所创造的汉语词语来说，匈奴人中，必然有说汉语的人群，才可以有这种创造，匈奴人群所说的汉语应理解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就匈奴语来说，匈奴人中说汉语人群新创的词语又进入了匈奴语，其实也是匈奴语的一种汉语借词，跟匈奴民族的固有词语混合着用。

匈奴语“屠耆”所表达的概念跟汉语“贤”相同，但匈奴官爵名中，称诸侯为“左贤王、右贤王”，不称“左屠耆王、右屠耆王”；称太子为“左屠耆侯”，不称“左贤侯”。如果“左贤王、右贤王”的“贤”是匈奴语的意译，那么“左屠耆王、右屠耆王”的“屠耆”却不意译，这就说不通了。只能认为用“贤”、用“屠耆”，都是匈奴原官爵名如此。先秦汉语有“贤王”，指贤明的君王，《孟子·尽心下》：“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匈奴人则将“贤王”引申为官爵名。

下面的例子更可以证明匈奴语中既有其固有词“屠耆”，也有来自汉语的“贤”。据《汉书·匈奴传下》，匈奴左贤王有一段时间常常意外死去，于是匈奴人以为这名号不祥，一度更名为“护于”；再后来，因护于跟单于争权夺利，单于贬“护于”为“左屠耆王”，而不是恢复“左贤王”的名号（《匈奴传下》：“乌累单于咸立，以弟舆为左谷蠡王。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以弟屠耆阏氏子卢浑为右贤王。乌珠留单于在时，左贤王数死，以为其号不祥，更易命左贤王曰‘护于’。护于之尊最贵，次当为单于，故乌珠留单于授其长子以为护于，欲传以国。咸怨乌珠留单于贬贱己号，不欲传国，及立，贬护于为左屠耆王。”）。这有力地证明“贤王”是匈奴固有名号，“左贤王”不等于“左屠耆王”。有趣的是，匈奴语的“屠耆”跟汉语的“贤”同义，但将汉语的“贤”改为“护于”，这是避不吉利。再将“护于”改为“屠耆”，这是“贬”。这似说明匈奴从上到下，都以说汉语为尊，“贤王”和“屠耆王”不同。舍此，别无其他可信的解释。

据前人所言，匈奴还有一些官爵名也是来自匈奴人所说汉语的自创词。《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正义：“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又“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集解：“韦昭曰：‘主使来客官也。’”正义：“官名，若鸿胪卿。”可见“自次王”的封号、“主客”的官名来自匈奴人所说汉语，不是匈奴语。《卫将军骠骑列传》：“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得右贤裨王十余人。”索隐：“小颜（师古）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将然。’”这应理解为匈奴仿汉族“裨将”造出“裨王”一词，中原汉语无“裨王”一词，但有“裨将”，早于汉代，《尉缭子·兵教上》：“自什以上，至于裨将，有不若法者，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

匈奴具体在位的单于之称谓，一般都是在“单于”前面加上该单于的匈奴语名号，例如“军臣单于、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句黎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冒顿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呼韩邪单于（名稽侯㹪）、复株累若鞮单于（名雕陶莫皋）、搜谐若鞮单于（简称搜谐单于，名且麋胥）、车牙若鞮单于（简称车牙单于，名且莫车）、乌珠留若鞮单于（简称乌珠留单于，名囊知牙斯）、乌累若鞮单于（简称乌累单于，名咸）、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简称呼都而尸单于，名舆）”等，但是稽粥号“老上单于”，称“老上稽粥单于”；詹师芦号“儿单于”，“老上”“儿”是汉语的表达方式，是汉语的名号。西汉末王莽改制，将人的双名改为单名，对匈奴单于名有影响。据《汉书·匈奴传下》，“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窍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可见，匈奴有的单于名跟汉语有关。匈奴人在西汉前后已有说汉语的人群。

这些应该反映了匈奴王朝的官爵名是杂用汉语和匈奴语的，《史记》诸书是实录匈奴官爵名。其中夹杂的汉借词，有一些来自匈奴人所说汉语，是中原汉语没有的词语或词义，只有理解为匈奴语借自匈奴人所说汉语的词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匈奴人的“庭、龙城、蹛林”等跟地域有关的词

“庭”是匈奴人的汉语词，也进入到了匈奴语。《史记·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索隐：“案：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细味乐产之说，他认为匈奴的“庭”跟汉语的“庭”有对应关系，只是词义不同。表达“庭院”的概念，英语用courtyard，跟汉语“庭”毫无语音对应关系，根本无法有这样的说明文字。同理，如果匈奴人的“庭”不是汉语“庭”的引申义，那么人们不可能基于对应关系说出“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这样的话，所以匈奴人的“庭”要么是匈奴人说汉语后的词义创新，要么是匈奴语从汉语借词以后的词义引申，这里应是二者兼有。“庭”在汉族地区的汉语中是“堂前之地，院子”义，匈奴人所说汉语“庭”则有汉族地区没有的引申义“单于穹庐前的地方”。结合上述“控弦”来理解，这应是匈奴人说汉语以后的词义创新，不仅仅是汉借词，而是匈奴人所说汉语中创新的引申义。

匈奴一些地名用汉语来命名，“龙城、蹛林”是匈奴人的汉语词，同时也是汉借词。《匈奴列传》：“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相课校人畜计。”先说“龙城”，也就是《史记》的“茏城”。索隐：“《汉书》作‘龙城’，亦作‘茏’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后汉书》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祭天神。’”龙是汉族的文化图腾，崔浩说西部胡人“皆事龙神”，这应是受汉文化影响所致。“龙城”不可能是汉语将匈奴语的原地名采用意译方式译过来的词，《史记》中，民族地区的地名既有民族语译音词的，也有汉语地名，“头曼城”的“头曼”是匈奴语译音，“龙城”是汉语地名。

再说“蹛林”。索隐：“服虔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郑氏云：‘地名也。’晋灼云：‘李陵与苏武书云“相竞趋蹛林”。’则服虔说是也。又韦昭音多蓝反。姚氏案：《李牧传》‘大破匈奴，灭襜褴’，此字与韦昭音颇同，然林、褴声相近，或以‘林’为‘褴’也。”正义：“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蹛林，又写作“襜褴”，韦昭将“蹛”读作“多蓝反”，这显然是采用匈奴读法，“蹛”之读“多蓝反”，是因为“蹛林”在匈奴是一个常见的地名，因连读时的同化作用，造成“蹛”受“林”韵尾的影响，读[-m]。写作“襜褴”，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李牧）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集解：“襜，都甘反。褴，路谈反。徐广曰：‘一作“临”。’骃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索隐：“上音都甘反，下音路郯反。如淳云：‘胡名也。’”写作“临”，跟“林”同音；写作“褴”，是因为“蹛、襜”读一等，“林”受其同化，也读一等。由“蹛林”的连读音变可知，它来自匈奴人的汉语口语。如果“蹛林”来自汉族人将匈奴语地名译成汉语，则断不可能有这种连读音变。“蹛林”是汉语动宾式的构词，颜师古“绕林木而祭也”云云，是从汉语来分析“蹛林”得名之由的。“蹛”，《说文》足部：“踶也。从足，带声。”此字当是“带”的滋生词，“带”有“环绕，围绕”义。因为在蹛林匈奴“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跟“足”有关，于是写作“蹛”。由“蹛林”来自汉语，进一步可确證“龙城”也来自汉语。

在《汉书·匈奴传下》，固然有用匈奴语起的地名，但还有匈奴地名“狼望、庐山”等，显然都是用汉语起的地名，也进入了匈奴语。

四 匈奴人所说汉语的几个语句

《史记·匈奴列传》：“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书·西域传下》：“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其中，“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秦人，我丐若马”之类的话是模仿匈奴人语气所说的话，都应理解为匈奴人所说的汉语，口语色彩极浓，是有意记录匈奴人所说汉语的口语，《史记》这样的记载，具有修辞技巧，增强了所记录话语的真实性、生动性。如果是将匈奴语翻译成汉语，那么一般都会写成文言文，不可能具有这种强烈的口语色彩。合理的推断是，匈奴人，特别是跟汉族地区邻近的匈奴人，在西汉之前，除了说匈奴语，还兼说汉语。当然，距离汉族地区遥远的匈奴部落，他们应不会说汉语。

“儿子”一词，战国时已产生，见于《庄子·庚桑楚》，意义是婴儿；到汉代，引申为“子女”义，特指男子。匈奴人所说汉语中，“儿子”则用于男子对长辈的自称。“丈人”本是汉族的说法，先秦已有，是对老人的尊称。汉代匈奴称亲戚中的长辈为“丈人”，这是古书中最早的出处，出自单于之口，是记录了匈奴人原话。“行”读去声，指行辈、辈分，是读平声、作“行列”讲的“行”的滋生词，可能这个用法最早出现在匈奴人所说汉语或跟匈奴人邻近的汉语方言中。“儿子、丈人、行”的口语色彩很浓，跟当时的中原汉语词义有别。

唐颜师古注释《汉书·西域传下》上引的这段话时说：“谓中国为秦人，习故言也。丐，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颜师古以为匈奴人说汉语，而且“秦人”这个词语是匈奴在秦国或秦朝以前所创造的汉语词语，所以他说匈奴人“习故言”，“秦人”一语应能反映匈奴在春秋战国时开始说汉语。匈奴跟秦国有很深的交集，《史记·匈奴列传》说，“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自此以后，秦国及后来的秦朝一直跟匈奴摩擦不断。那时，匈奴人开始以汉语作为母语以外的语言，所以直到汉朝，他们仍称当时的汉族人为“秦人”。据《汉书·匈奴传上》，汉朝时的匈奴人的汉语还称秦朝时流亡到匈奴的汉人后裔为“秦人”：“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丐”本读入声（来自上古短入），意义是向人乞求；滋生出“让乞求得到满足，施与，给予”义，读去声（来自上古长入）。后面这个“丐”始见于《汉书》，可能是汉代在一些方言中滋生出来的词，因此“秦人、丐”的口语色彩很浓。“若”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出现于先秦文献，《墨子·明鬼下》引《夏书·禹誓》有“若”，《史记·夏本纪》作“女”。汉代人往往用“汝（女）”来注释“若”，说明“若”在汉代中原地区已不常见，汉代匈奴人用“若”，应是保留了以前的用法，“若”是匈奴汉语比中原汉语滞后的用词，不可能是匈奴语的意译词。

汉朝部分匈奴人兼说汉语，那么他们所说汉语算是一种汉语方言。这种方言应该与跟他们邻近的方言相接近，这是南匈奴不久以后融入汉族的语言、文化条件之一。既然部分匈奴人兼说汉语，有些汉语表达形式在匈奴语中没有替代形式，那么这种汉语就必然会借入匈奴语中。因此，有时候，像“控弦、龙城、蹛林”以及“左贤王、右贤王、左大将、右大将、左大都尉、右大都尉、左大当户、右大当户”这些词语，不仅是汉语词语，而且可能也是匈奴语的汉借词。这种现象，在操双语的民族中多出现，例如越南的汉越语和汉语越化就很难区分。

（本文载于《文史知识》2026年第1期，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作者简介：孙玉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音韵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训诂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