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的旌旗如狂风骤雨般扫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明朝宣告灭亡。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迈入紫禁城，仿佛历史在瞬间翻开了新篇章。山海关外，明朝残余的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与辽东巡抚黎玉田的指挥下撤回关内，并与守关总兵高第一道一同投降大顺政权。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贴出告示，写道：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这份公告表明，他已率兵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任命。然而，仅仅四天之后，吴三桂在河北玉田县临近北京时骤然改变了立场，由投降大顺转而持敌对态度，历史的风向就此生变。

吴三桂反叛的原因，有三种说法流传至今：一是听闻父亲吴襄被大顺拘捕追赃；二是误信逃出京城的奴仆谎报家中已遭抄没；三则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版本——他心爱的陈圆圆被大顺军掳走，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的细节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吴三桂的初衷本是维持自身利益，来自北京的消息让他疑虑重重，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可能暗藏杀机，于是毅然反戈，率兵直扑山海关，从背后突袭唐通守军。唐通兵力仅为吴军五分之一，猝不及防下，山海关被轻易占领，唐通率残兵退守一片石，其他大顺官员也纷纷溃退。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率大顺主力直扑关口。经过一日激战，李自成败退北京，并残忍杀害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后撤回陕西。山海关战役之后，多尔衮下令各州县官民剃发留辫，推行剃发改服。然而，北京城中汉族居民强烈反对，实际遵令的寥寥无几，只有孙之獬等少数宦官急于迎合满清。孙之獬在明朝天启年间投靠阉党魏忠贤，崇祯时期抱《三朝要典》哭告太庙，清兵入城后，他又摇尾乞怜，妄图进入满洲官员班列，最终进退失据，狼狈不堪。

面对官员百般观望，百姓甚至护发南逃、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洲统治尚未稳固，自知操之过急，不得不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十日，他发布谕旨：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然而，次年（1645）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覆灭，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六月便颁下全国剃发令。接到南京捷报之时，即遣使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礼部接谕：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历来多民族融合，汉人可为皇帝，少数民族亦可称雄中原。无论谁执掌中央政权，都不应强行改变他族风俗，这是立国之本。然而多尔衮沉溺胜利，借理强行夺制，自称君犹父也，民犹子也，实为荒谬之辞。他祖辈乃至父亲努尔哈赤，世代都是明帝国臣属，汉族皇帝从未强迫女真族留发，历史铁证如山。满洲贵族以野蛮手段迫汉人剃发改服，史无前例，即使五胡十六国和辽金时期也未曾如此大规模践踏汉族风俗。

清廷若稍聪明，顺治二年（1645）南明与大顺覆灭之际，本可用最少代价实现统一，既然百姓愿降清且条件宽松，完全无需强制剃发。然而满洲贵族权力膨胀，移风易俗的暴行不可避免。

明清之际，绝大多数百姓生活于乡村，与朝廷关系仅限于纳赋服役，中央更迭对他们影响有限，所谓承平之世。一旦强令剃发，朝廷的威严就直接施加在头上，其后果立显。剃发令不仅让原本准备降清者反悔，就连归附百姓也纷纷揭竿反清。满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暴政强迫汉民改习，史料记载反抗频繁，由剃发令引发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江阴民众坚城抗清，举例头可断，发不可剃，成为汉人不屈象征。

剃发令在清初引起剧烈反响，各阶层汉人强烈抗议，社会长期动荡，民生惨重。陈确记载：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顺治二年十月，孔闻謤为保护孔家传统，请求恢复蓄发衣冠，遭遇严厉拒绝，获罪革职。十一月，多尔衮下令斩杀不剃发者，株连其亲族与邻里，刑罚严酷，社会震惊。 顺治十年、五年，因蓄发不遵令，多起案件被严惩。清廷对戏子留发亦严加限制，顺治帝颁诏，任何借前例留发者必须严办。顺治十一年（1654）陈名夏案，虽出于忠心建议保留汉族风俗，仍被诬告为怀奸结党，最终遭绞刑，显示清初政策严苛。 剃发令激起全国汉族广泛抵抗，江南、江北、乡村百姓纷纷起义，永历皇帝殉缅甸，郑成功父子在台湾持续抗清，足见违反民族风俗的统治必然带来社会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为后世留下了沉痛教训：治理一国，尊重民俗、慎重行令，是维持稳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