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的讨论中，我们把近代中国的屡遭不幸与日本的积极改变摆到了一起，用一种颇为刁钻的视角进行了一番自我反思。诚然，日本人那种动不动就剖腹的行为不可取，但当两者一对比，近代中国所经历的耻辱与遗憾就显得格外鲜明。在文章里，我曾把历史比作一场长跑，中国几乎一路遥遥领先，却在临近终点线时跌了一跤。有朋友质疑：为什么要把近代的开端视作历史的重点呢？还有人指出，工业革命前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阶段，而彼时的中国在后者阶段从未真正领先过。其实，我只是按照历史时间比例做了个比喻，但大家的质疑却给我带来另一种震撼与思考，让我不得不更深入地审视那段历史。

在正式切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讲一个故事。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及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的开端。然而，真正让古老帝国遭遇剧烈而迅猛变革的，却是16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这一年正值历史的敏感节点：清朝被迫依条约设立总理衙门，虽面露不情愿；太平天国的势力分崩离析，使清廷稍稍松了一口气。尽管局势已足够糟糕，但对于清朝来说，这却是一次难得的翻身机会。一批有识之士趁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希望在乱世中为国家带来生机。

日本人曾说，如果仍抱着中国老掉牙的那一套不放手，将来任何事情都办不成。虽然这话带着偏颇，但平心而论，当时西方的技术和部分思想确实领先。清朝统治者拿着有限的东西比着葫芦画瓢，却始终无法抓住要领。可讽刺的是，在病入膏肓之际，清朝表面上还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也显示出，在关键时刻暂时放下可怜的颜面，有时竟比死死坚持更重要。然而，讽刺的是，清朝官员一边紧抓这根救命稻草拼命挣扎，一边高喊师夷长技以制夷，言语里甚至夹杂着对西方的不屑。虽然西方人把近代中国戏称为东亚病夫，但在打嘴仗上，晚清从来没有输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直到十四年后才派出首位真正意义上的公使。此前，总理衙门中负责对外交涉的官员只是章京，这个职位虽不算小，但权力也有限。为近代中国促成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的蒲安臣竟然是美国人；其他所谓对外使节更像炮灰，回国后多遭排挤，几乎无人被重用。直到1875年，朝廷派遣公使郭嵩焘抵达英国，他57岁高龄，却像孩童般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参观西方政府、工厂、学校，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并编写成《使西纪程》上呈朝廷。然而，讽刺的是，这部书稿在官员眼中却引发轩然大波，最终被下令销毁，郭嵩焘也因此丢官。值得一提的是，《使西纪程》并未批评大清，只是表达英国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便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李鸿章曾反复翻看，一边读一边叹息：朝廷连个说真话的人都容不下，这还有什么希望？

说完故事，我们再来说说李鸿章。人们都认为魏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而李鸿章在当时清朝官场里虽然经常被黑得焦头烂额，但他确实是少数能眯着眼看西方的有识之士。当大多数同僚唯唯诺诺地跟随朝廷时，李鸿章已经能分辨是非。他对《使西纪程》的损毁和百官争相诋毁深感痛心，但说归说，李鸿章自己也有局限。1874年，他呈上《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其中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表述堪称经典。他向慈禧老佛爷指出，过去大清一言九鼎，洋人想见皇帝如同见神；而如今，京师洋人随处可见，甚至能凑桌打麻将，这意味着若有国家想挑事，其余列强也会趁机搅局，后果不堪设想。李鸿章提出，唯一保住国家的方法是重视海防。 虽说临近考试才划重点已晚，但好歹还有补救之机。李鸿章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魄力，连梁启超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有他在，清朝倒不了！然而历史证明，梁启超这句话虽有道理，却也稍显夸大。1875年，在有识之士努力下，总理衙门批准建造三支现代化舰队，组建北洋水师的重任落在李鸿章肩上。他上任后豪掷巨资购船买炮，开设水师学堂，聘请国外教员和技术顾问，很快便把事业推进得有声有色。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挂牌，清政府每年拨款400万银子养护。这支舰队曾使清朝海军一度跻身世界第九，在亚洲更是傲视群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看清朝被西方列强压制多年，家底仍比邻国丰厚，连日本都羡慕得发疯。

然而，无论北洋水师多么光彩夺目，承载万千期待，历史最终证明，它不过是清朝统治阶级创造的一场盛世假象，或者说一份心理安慰罢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改写了中日两国命运。据说，日本人在支撑明治维新前每天只吃两顿饭；赢得战争、拿到清政府赔款后，日本人兴奋得几乎跳起来——终于能保证三餐温饱！这场失败也让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巨大改变，他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眼中，李鸿章只能算假英雄，无法真正改写历史。他甚至直言：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在晚清官场上算得上鹤立鸡群，但那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了全新的解读：他买了那么多坚船利炮，培养了大量海军骨干，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原因并非官兵无勇，而是用法不当。豪言壮语背后，其实掺杂了向左宗棠争取军费时的情急之作，而非真心之言。李鸿章如此，其他逊色之人更是难以指望。

1883年8月24日，美国物理学家、当时美国物理学会首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做了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不久以《为纯科学呼吁》发表于《科学》杂志。十一年后，美国GDP终于超越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罗兰的演讲被誉为美国科学界的《独立宣言》，其中不乏对当时中国的尖锐讽刺——虽然刻薄，却不无道理。他指出，如果只重视科学应用而不追求原理探索，人类很快会像中国那样止步不前。中国人虽然数百年掌握火药应用，却从未研究其原理，导致化学、物理等学科发展停滞，从而被视作野蛮民族。 罗兰对中国的批评虽局限于科学，但放到政治上同样适用。读来虽然刺耳，却难以辩驳：暴雨已至，满清统治者明知破屋无处可依，却仍蜷缩在床上，捂住眼睛、堵起耳朵，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历史的冷酷与无情就这样赤裸裸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