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翻开历史课本,大概会看到这样一种叙述——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宋朝从此走上文人治国的道路,文明灿烂,繁荣富庶。
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仿佛从一开始就有人写好了剧本。
可真相是:宋朝的建国过程,充满了混乱、意外和走一步看一步的狼狈。
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大多是被眼前的危机逼出来的,而不是在为实现某个“文人治国”的远大理想。
事情并不总是按计划发展。即便再精心的谋划,能掌控的也极其有限。宋朝最终能在1005年稳住江山,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混乱中走出的王朝
从954年到1005年,先后有四位皇帝——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
他们面对的局势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局势也在不断变化。
然而,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们,却把宋朝建国想象成一个有规划、有方向的过程。在他们笔下,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意义是清楚的,皇帝和政治家们扮演的角色也一目了然。
但这是倒着看历史的结果。
如果站在当时,你会发现:这些皇帝并不总能扮演好他们理想中的角色。
比如,宋太祖并不是一个特别崇尚文教的人。真正开始重视科举的是宋太宗。这些事实大家都知道,但为了维护“宋朝建国=文人文化崛起”这套叙述,它们常常被忽略了。
宋朝初期的首要任务,从来不是什么文化理想,而是获取权力。
即便在那些看似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也充满了流动性。只是后来,当一个个先例被固化为“既定原则”,王朝的建立才看起来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过程。
二、四位皇帝,四种打法
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这四位皇帝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周世宗:几乎完全是“马上皇帝”,用战争解决一切。
宋太祖:武功卓著,但也开始有效运用政治权力。站在“头和肩”的位置,不是因为他毫无瑕疵,也不是永远取胜,而是他既有能力,也足够幸运,在混乱危险的局面中建立了长久存续的制度。
宋太宗:军事和政治上都比较失败。最令人惊奇的是,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宋朝却依然稳固——这恰恰证明了太祖留下的行政班底有多强。
宋真宗:从政治安全出发,最终解决了宋朝建国的军事问题。
如果非要排个序,太祖无疑是最出色的那一个。
三、战争结束,不是因为“文人文化”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文人文化的崛起,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
这个说法,过于简单化了。
从军事角度看,征服战争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两个硬条件达成了——
第一,中原的地方政权全被消灭了;
第二,宋辽之间形成了军事僵局。
这和文人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从政治角度看,宋朝之所以能专心对外征伐,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解决了。军事利益反而增强了宋朝——因为权力场上的所有人都意识到,王朝继续存在,符合他们的利益。
权力斗争中有输有赢,但大多数人觉得,在宋朝权力体系中失败,也比推翻这个王朝要好。
随着帝国扩张,不仅武人有获益机会,文官也有。战争结束时,文官控制了政务,武人退回了军营。
这是文官们的政治胜利,但要说这和“文人文化崛起”有多大关系?很难讲。
四、战略能力,才是真正的稀缺品
历史学者们常忽略一件事:历史上罕有伟大的战略家。
军事事件后来之所以看起来“无可避免”,是因为我们很难体会,取得成功需要多少技巧。
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这样的西方征服者,功业之伟与存续之短,形成了惊人对比。战术和指挥才华可以创造一个帝国,却很难让它长久存在。
宋太祖和他的谋臣赵普,指挥着一批杰出的将领,带领他们走向成功。
太宗在统治初期也统领着一些将领,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从全局看却失败了。
真宗朝则几乎没有大将,也没有什么好的战略建言。
战略能力,加上政治、战术和指挥能力,才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五、太祖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宋太祖并不是独自取代后周或建立宋朝的。
他是一个庞大军事集团中的一员,这个集团统治着强大的军队。太祖很清楚:单靠自己,成不了事。
他必须维系好与结义兄弟们的私人关系,获取他们的支持,同时为了防止内讧,又必须剥夺他们的权力。
宋朝初期,大多数文官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真正重要的是军事权力,以及掌控这些权力的武人。
太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维系与高级将领们的关系。
他当然也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965年,他为了加强控制而做出的决定,引发了四川起义。结果代价高昂——不仅是平民和士卒的伤亡,也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损失。
处理高阶实权将领是极有风险的,因为这会令所有将领不安。太祖想必向所有高级将领做出了大量个人承诺,才把惩处王全斌等人的影响降到最低。
王全斌受到的处罚,也不过是降职,被剥夺了战场指挥权,调到了轻松的地方。
早期的宋军,战斗力极为强悍。不仅扫清了其他政权,还多次击溃辽军主力。宋军最差也能与辽军抗衡,事实上,或许他们在战场上还要更出色。
后来宋朝对自身军队战力的不安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太祖时期战斗力的客观评价。
六、太宗一场失败打乱了所有计划
太宗灭亡北汉时,宋军仍然强大。但他在没有休整的情况下,继续进攻燕云十六州——这个决定缺乏考虑,对宋军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他的政治动机遮蔽了军事判断力。
他的军事经验本就平庸,又不愿听取宿将们的建议。太祖身边有赵普,太宗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商量。
即便对久经沙场、天赋异禀的人来说,做出战略决策也是极难的。太祖和赵普的战略判断,加在一起才够用。太宗的失利,恰恰是集体决策突然缺失的体现。
太宗发起的对辽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忘记冲突持续了多久。
太宗在军事上已经落败,就不可能显出虚弱、做出让步。他只能假装准备进攻辽朝,实际上只是允许在河北修筑水路防御网。
从功能上讲,太宗没有什么军事战略。他能做的,就是986年再度发兵,寄希望于一个更周密的计划能带来胜利。
失败之后,他把责任推给“执行不力”,而不是计划和战略本身的问题。但赵普说得很清楚:恰恰是战略出了问题。
太宗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
七、真宗政治与军事的最终分割
真宗对辽战争没有政治危机感。他知道自己没有战争经验,所以更愿意听取建议。
他试图通过加强防卫来结束战争。辽朝则选择通过用兵,逼迫宋朝坐到谈判桌上。
但真宗似乎没想过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毕竟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战争是靠和平对话结束的。他只是设想,依靠坚固的防御体系,让辽朝的军事行动失效,最终让辽朝自己放弃。
这恰恰是辽朝担心的。如果宋朝的防御强大到辽朝无力施加战争压力,主动权就会转到宋朝手中。
从军事角度看,宋朝正在赢得与辽朝的战争。
真宗不需要用显赫的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他并不刻意追求胜利。当官员们建议他要么反击、要么出逃时,他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不情不愿地去了前线。
皇帝的决策,深刻影响了王朝的命运。
八、四位皇帝,四种权力的本质
建立一个稳固的王朝,需要分割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
在本文讨论的四位皇帝中,只有真宗是仅凭皇帝地位就掌握政治权力的。
前面三位皇帝,都依赖着与其亲信之间的私人效忠纽带。
周世宗的权力,建立在支持他的忠诚将领们身上。世宗一死,那些将领就拥戴他们中的一个登上皇位。
宋太祖一开始通过联姻维护与结义兄弟们的关系,后来培植与下层将领的私人关系。皇帝在他们出征前赠予盔甲或武器,让他们在战场上穿着、用着皇帝的赠礼——这是维系私人效忠的精心设计。
宋太宗在登基前也培植了自己的幕僚,登基后依靠他们统治。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建立更大的私人效忠网络,但失败了。在其统治末期,他依然靠原来那些幕僚们去统治。
太宗想要通过军事胜利获得军队支持,但失败使他在政治上被孤立了。非常关键的是:没有人反对宋朝,只是反对太宗。
所以,他通过清除最有可能取代他的赵氏宗亲——两个侄子和弟弟——来巩固地位。
人们忠于宋朝,与王朝的继续存在有利益关系,但并不怎么忠于太宗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太宗比绝大多数皇帝都更谨慎地挑选太子。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皇帝都对指定继承人这件事心存疑虑,但对太宗而言,这几乎到了恼人的地步。
一位指定继承人,可能吸引到他没能吸引到的私人效忠。结果,他指定的皇子因为他对弟弟的处置方式而精神失常。他继而选定了后来的真宗,但当官员们表现出对太子的支持时,他又生气了。
他竭力打压真宗的任何提议,让真宗的角色和感受等同于高级官员。
九、最后一幕:封禅大典
对真宗而言,政治和军事不再纠缠共存。在他继位之前,其父太宗就打破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真宗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被推翻的恐惧,也没有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他的继位是宋朝第一次常规化的继位——这一事实极大地增强了合法性以及王朝的稳定。
无论好坏,他就是宋朝的皇帝。政治和军事权力,都从他而来。
1005年,大规模军事对抗促成了一份政治协议,结束了宋辽冲突。从此,宋朝日常事务中没有了武将的位置。其后三十年里,都没有重大军事行动。
但政治方面的“建国大剧”,似乎还需要最后一幕——
1008年的封禅大典。
和战争一样,是真宗完成了宋朝建国的最后一幕政治表演。
如果太祖没有早逝,或许建国能早些完成。如果太宗没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失败,或许也能早些完成。
太宗想击败辽人,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想举行封禅大典,从礼仪上显示他继位的无可争辩。但他失败了,所以没做成。
真宗做成了。因为他成功了。
正是这最后一幕,完全分割了战争与政治,也为宋帝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回顾这段历史,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文人治国”路线。
四位皇帝,四种处境,四套打法。
成功靠的是战略能力、政治智慧、集体决策,以及——足够多的运气。
宋朝的建国,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是一次次在混乱中摸索、在失败中调整、最终走出来的艰难博弈。
理解这一点,或许比背诵“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些名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出品 | 趙氏宗亲
编辑 | 趙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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