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瑞来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代中国，叫做“交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交子的产生，大多也耳熟能详。此前，疑似交子的铜版现身于成都，这一古老的纸币，又重新沐浴在人们注目的视线之下。

检视史料，发现围绕着交子的产生还有些聚讼，应运而生的纸币在产生的最初也充满坎坷。

北宋曾巩所撰的《隆平集》，在卷三《爱民》一门中记载：

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偿，民讼不已。天圣中，知益州寇瑊请禁之。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罢之可乎？”下使者议，以为官置务则可以利民，而止其欺。上曰：“果利民，其行之。”

详细的记载见于南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纸币在广义上的定义为，是由公权力强制流通而为使用者认可的纸质通货。在纸币诞生之前的中国，多使用铜钱货币。宋代由于铜荒的发生，在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域由政府铸造铁钱发行使用。

任何时代，需要都是新事物的“催产婆”。沉重的铁钱不便携带远行，因此便出现了以铁钱为准备金的信用凭证“交子”，以方便长途或者大宗交易。最初是由16家富商主持，在小范围内流通。

由于是私下的民间行为，后来就由于不能兑现而屡生纠纷。几经曲折之后，于天圣元年（1023），政府权力介入，在四川设置交子务，像铜铁钱一样，禁止民间私造交子，改由政府印制发行。交子的面额，最初从1贯到10贯不等，后来逐渐定型为1贯和500文。发行有定额，以铁钱作为现金准备。并且以两整年为一界，随界以旧换新。具有近代意义的纸币从此诞生，随之应运而生的，还有发行纸币的银行——交子务。

交子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后来，被更定型的纸币会子所取代。

公权力介入，使交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纸币是在天圣元年，这有上述明确记载。那么，民间发行的交子，最初是在何时呢？《长编》上述的记载仅含糊地用一个“初”字带过。翻检《长编》，我看到了一则较早的记载。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载：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由这条史料可知，交子的出现，与王小波、李顺暴动有直接关系。由于发生暴动，无法铸钱，民间交易缺少货币，因此才出现了替代物的证券交子。从王小波起事到李顺被俘，暴动从淳化四年（993）持续到至道二年（996）。此时已届宋太宗末年。可以推测，交子的出现，当是此时。

关于交子出现后的曲折，还有聚讼。上面引述的史料已有披露，由于不能兑现，“不能偿所负”，以至“争讼数起”，甚至“奸弊百出，狱讼滋多”，这让一直以无狱讼的“狱空”为政绩的地方官很是头痛，有人主张废止交子的使用。以上引述的《隆平集》和《长编》都提及寇瑊是主张废交子的代表人物。

然而，还有记载表明，寇瑊反倒正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人物。《宋史》卷三〇一《薛田传》载：

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而富家专之，数致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

从这一记载看，最早提议设置交子务的是薛田。不过他的提议没有受到重视，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寇瑊到四川主政，旧事重提，才获准成立交子务，由政府正式接手纸币发行与监管业务。

这一记载与上述《隆平集》和《长编》的记载正相反。

寇瑊究竟是交子的拥护派还是反对派，可以说是纸币史上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聚讼，南宋李焘已经有了考辨。他在上述《长编》卷一〇一交子务成立的记载之后，施加了一段注释，对事实进行了辨析：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建，瑊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私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集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议，瑊无与也。

《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李焘的考证相当清楚，不容置疑。据李焘这段注释可知，上述《宋史·薛田传》正是源自宋朝国史本传。李焘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没有盲从官方的《仁宗实录》、国史《食货志》以及国史本传的众口一词，而是根据当时他所能见到的地方史籍《成都记》，考证出寇瑊始终是交子的反对派，而薛田才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功臣。当然，根据《隆平集》的记载，最后一锤定音，拍板的还是皇帝。不过，此时宋仁宗尚未亲政，主政的是垂帘的刘太后。决策准确说应当是当时政府的主政者。

李焘的考证十分难能可贵，为后人廓清了围绕在交子产生之际的疑团。

附言之，李焘的考辨还作为一种旁证，证明了《隆平集》把寇瑊记为交子反对派的准确性。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

说“交子”——关于最早的纸币与银行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4月03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王瑞来

□ 王瑞来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代中国，叫做“交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交子的产生，大多也耳熟能详。此前，疑似交子的铜版现身于成都，这一古老的纸币，又重新沐浴在人们注目的视线之下。

检视史料，发现围绕着交子的产生还有些聚讼，应运而生的纸币在产生的最初也充满坎坷。

北宋曾巩所撰的《隆平集》，在卷三《爱民》一门中记载：

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偿，民讼不已。天圣中，知益州寇瑊请禁之。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罢之可乎？”下使者议，以为官置务则可以利民，而止其欺。上曰：“果利民，其行之。”

详细的记载见于南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纸币在广义上的定义为，是由公权力强制流通而为使用者认可的纸质通货。在纸币诞生之前的中国，多使用铜钱货币。宋代由于铜荒的发生，在四川、陕西等部分地域由政府铸造铁钱发行使用。

任何时代，需要都是新事物的“催产婆”。沉重的铁钱不便携带远行，因此便出现了以铁钱为准备金的信用凭证“交子”，以方便长途或者大宗交易。最初是由16家富商主持，在小范围内流通。

由于是私下的民间行为，后来就由于不能兑现而屡生纠纷。几经曲折之后，于天圣元年（1023），政府权力介入，在四川设置交子务，像铜铁钱一样，禁止民间私造交子，改由政府印制发行。交子的面额，最初从1贯到10贯不等，后来逐渐定型为1贯和500文。发行有定额，以铁钱作为现金准备。并且以两整年为一界，随界以旧换新。具有近代意义的纸币从此诞生，随之应运而生的，还有发行纸币的银行——交子务。

交子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后来，被更定型的纸币会子所取代。

公权力介入，使交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纸币是在天圣元年，这有上述明确记载。那么，民间发行的交子，最初是在何时呢？《长编》上述的记载仅含糊地用一个“初”字带过。翻检《长编》，我看到了一则较早的记载。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载：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由这条史料可知，交子的出现，与王小波、李顺暴动有直接关系。由于发生暴动，无法铸钱，民间交易缺少货币，因此才出现了替代物的证券交子。从王小波起事到李顺被俘，暴动从淳化四年（993）持续到至道二年（996）。此时已届宋太宗末年。可以推测，交子的出现，当是此时。

关于交子出现后的曲折，还有聚讼。上面引述的史料已有披露，由于不能兑现，“不能偿所负”，以至“争讼数起”，甚至“奸弊百出，狱讼滋多”，这让一直以无狱讼的“狱空”为政绩的地方官很是头痛，有人主张废止交子的使用。以上引述的《隆平集》和《长编》都提及寇瑊是主张废交子的代表人物。

然而，还有记载表明，寇瑊反倒正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人物。《宋史》卷三〇一《薛田传》载：

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而富家专之，数致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

从这一记载看，最早提议设置交子务的是薛田。不过他的提议没有受到重视，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寇瑊到四川主政，旧事重提，才获准成立交子务，由政府正式接手纸币发行与监管业务。

这一记载与上述《隆平集》和《长编》的记载正相反。

寇瑊究竟是交子的拥护派还是反对派，可以说是纸币史上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聚讼，南宋李焘已经有了考辨。他在上述《长编》卷一〇一交子务成立的记载之后，施加了一段注释，对事实进行了辨析：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建，瑊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私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集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议，瑊无与也。

《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李焘的考证相当清楚，不容置疑。据李焘这段注释可知，上述《宋史·薛田传》正是源自宋朝国史本传。李焘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没有盲从官方的《仁宗实录》、国史《食货志》以及国史本传的众口一词，而是根据当时他所能见到的地方史籍《成都记》，考证出寇瑊始终是交子的反对派，而薛田才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功臣。当然，根据《隆平集》的记载，最后一锤定音，拍板的还是皇帝。不过，此时宋仁宗尚未亲政，主政的是垂帘的刘太后。决策准确说应当是当时政府的主政者。

李焘的考证十分难能可贵，为后人廓清了围绕在交子产生之际的疑团。

附言之，李焘的考辨还作为一种旁证，证明了《隆平集》把寇瑊记为交子反对派的准确性。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