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立祥先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大弟子，于2025年3月26日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78岁。时光流逝，一年来时常想起信老师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

我第一次见信老师是在2009年，那会儿是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到宝鸡参加信老师和赵老师主持的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调查项目。那天我和同学坐了一夜的火车到宝鸡，陕西考古研究院的田老师和在国博工作的游师兄一起来接我们，中途在陈仓区虢镇那块儿吃了早饭。到凤翔雍城工作站不久，信老师和赵老师和现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梁老师一起过来。几位老师商量了一下今年的调查计划，然后分了两组。梁老师和张同学一组，游师兄和我一组，主要是系统调查千河流域和北山地区的周秦汉遗址。商量完之后，本来计划就近看几个遗址，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只能在工作站休息。信老师看会议室有象棋，就邀赵老师下棋，赵老师欣允。信老师开玩笑说，今天领教一下教授师弟的水平。我当时还想，难道以前两人没有切磋过棋艺？最终结果是，师兄棋艺略高一筹。

2011年我到国博工作后，信老师已经退休。有时他也来馆里，和三峡办共用一个办公室。2011年底信老师、赵老师带我们一起开车到陕西去找房子整理离宫别馆考古调查项目的资料。那会儿能开车的只有信老师和赵老师，游师兄开得不熟练，我拿了驾照以后还没实际开过。刚上路主要是信老师开车，后来在井陉吃完午饭，就改由游师兄开车。中途还碰上下大雪，到晚上20:00我们才到陕西大雁塔旁边的长安会馆。这一幕眨眼间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现在却感觉如在昨日。

2023年12月5日在北大开俞伟超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会。当天晚上，信老师和裴老师他们在宾馆旁边吃晚饭。那天，他们能喝酒的都喝了酒，回忆往昔的岁月。饭后，我给信老师叫了一个快车送他回家。过了两天，信老师打电话问我车费多少钱，非要给我。我说不用。信老师坚持给，给我发了个微信红包。我不想破坏他的原则，就收下了。

2024年4月18日早上开车去接信老师参加严文明先生的追悼会。路上信老师跟我说，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们，严先生是最后一位走的。他是俞先生的第一个弟子，佟老师是严先生的第一个弟子。但当时两位老师都是讲师，所以他们都是在苏秉琦先生的名下。信老师说，俞先生上课的特点是天马行空，喜欢讲新材料。严先生的特点是讲课比较有章法。考古系有两位先生板书画图比较好，一位是宿白先生，另外一位就是严先生。

2025年1月22日中午打电话给信立祥老师，约好下午去给他拜年。14:10到信老师家。刚坐下没多久，信老师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最近在北京医院查出来是肺癌晚期，医生说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本来觉得信老师除了爱抽烟之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这半年时间以来，自己也忙于学业，没有前来探望。中秋节的时候，计划要来的，后来也没有。没想到这次见面，居然是一个这么不好的消息。信老师告诉我，他12月22日去下站遗址工地之前的时候就感觉身体不好了。回京后，12月27日到北京医院做了个检查，当天医生就让他住院了。当晚咳了一次，还进行了抢救，要不是在医院，可能都救不过来。信老师这次得病的位置不适合做手术。所以他也不打算在医院里治疗了。他说自己要活得有尊严，走也要体面地走。过了一会儿，故宫的王老师，我们前同事，也过来看信老师。她是知道信老师生病了。王老师和我们聊她在新疆的发掘。王老师喜欢和信老师开玩笑，逗的信老师哈哈大笑。我觉得信老师心态真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豁达。

2025年1月22日，信老师签名赠书

2025年2月14日下午前去探望信老师。想着在开学前来看一下，开了学可能来的机会不多。给信老师打电话，他语气明显有气无力，感觉非常不好，但还是同意让我过去了。到了信老师家，师伯母来开门。信老师躺在床上，告诉我说，他现在感觉很累，只能躺在床上跟我说话。这两天浑身痒的难受，说是因为吃了海参闹得。我说，海参太补了，还是别吃了。师伯母说已经停了两天了。师伯母把别人寄给信老师的几本考古报告送给我。有一本画像石的书，信老师说要送给他在河南大学教的一个学生小斌。还有一本书是他北大的一位师兄寄给他的。他说这位师兄现在浑身只有几个手指头动，但还是坚持写作。我看了一眼上面颤颤巍巍的签名笔迹。本来师伯母把这本书也要给我，我说还是别了，这本书是人家送给信老师的书，我不能要。信老师也略带生气地对师伯母说，人家送我的书怎么能送别人呢，不礼貌。临走时，我加了师伯母的微信，让她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赶紧给我打电话。

2025年3月26日早上在上班路上接到游师兄电话，告知我信老师上午7:00走了。赶到信老师家楼下停着一辆120救护车，还以为马上要把信老师拉走，赶紧上楼。到了家里，医护人员正在开死亡证明，信老师身上盖了一个白色布。信老师的外孙女想给姥爷留下最后的照片，掀开了白色布。我看到信老师面色慈祥，嘴巴微张，像睡着了一样。疾病严重侵蚀了他原本胖乎的身体，脸上已经能明显到两侧颧骨。我帮忙盖好：信老师一路走好，愿天堂再无疾病之扰。在信老师家殡仪馆的灵车来接他的时候，师伯母跟我们讲了很多信老师生病期间的事情。信老师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感觉身体不适，还坚持去宝鸡开了下站遗址的专家座谈会。开完会回到北京，他就去北京医院做检查，医生当即让他住院。后来进一步的检查证明他的病已经非常重了，依目前的医疗水平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做点儿延缓性的治疗。本来师伯母想瞒着信老师，但后来信老师坚持让医生告知他实情。当天晚上信老师差点儿一口气没喘过来，好在医院给抢救过来了。又住了两天，信老师坚持要出院。他说，既然不能治了，那干脆就不治了，他要回家。

信老师是海昏侯墓专家组的组长，这是一份信任。对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苦差。我第一次参观海昏侯墓发掘现场是在2015年年底勘探完血池遗址之后。前两日，帮李先生找吴山遗址的照片，还找到几张当年参观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的照片。信老师跟我说，当了这个组长之后，有两年的夏天，他都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是在南京上过学的，对长江流域夏天的湿热深有体会。那两年之后，他身体接二连三出毛病。大腿动脉有血管瘤，就像携带一个随时可能爆的炸弹，要是破了，救都来不及。有一次他去外地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中途中风，他谁也没告诉，一直坚持着回到北京，自己去治疗。

信老师对自己的老师俞先生一向执弟子之礼，不敢有丝毫违逆。信老师的夫人原先在地方工作，和信老师长期两地分居。俞先生当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调动一个人到馆里并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但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力，俞先生不想让别人说他公器私用，就没有办这件事情。对此，信老师当时心里是很有怨气，但从来不敢在俞先生面前发牢骚。还有就是我的揣测，信老师担任国博考古部主任十几年，在馆里威望很高，但一直没往上提，可能也因为俞先生珍惜自己的名誉，不愿意别人说他搞“俞家军”有关。

信老师古道热肠，帮助过很多人。很多人也念他的好，一心想来看他，都被婉拒。我在南京上本科时的老师裴老师，他是一位勇敢耿直的人，因此也获得了“裴大炮”的外号。裴老师有一段时间生病来北京做手术，信老师二话没说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给裴老师夫妇使用。这件事情让裴老师一直铭记于心。得知信老师去世的消息，裴老师悲痛不已大呼，老信啊，老信啊，我的好大哥，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还有一次，信老师和赵老师带我们去参观秦兵马俑百戏俑坑的发掘。在去的路上，偶然提及中午在哪儿吃午饭的事情。信老师说，曹馆长会请吃饭的，还讲了一段儿往事。原来当年他因为生俞先生的气，就申请了去日本访学。那会儿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穷得很，去日本讲几次课能挣些钱，而且还能买冰箱、洗衣机这种时髦家电。信老师去的比较早，对日本比较熟悉，很多国内后去的先生都找信老师帮忙。有一天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来找信老师，刚开始信老师还以为是日本人呢，结果一开口方知是国内某高校的曹老师。曹老师也没客气，直接要信老师请他吃饭。这位曹老师就是后来的曹馆长。因为有信老师这个同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有一次去周公庙参观，时为周公庙考古队的种队长接待我们。本来说看完就走，可种队长非常热情一定要请饭。最后，在周公庙下面的镇子上吃臊子面。

苏秉琦先生给俞伟超先生最后的留言是：“我前几天手不能动，嘴不能说话。现在手能动了，也能说话了，我感到，生命真是太幸福了。”俞先生说，他听过秉琦师无数的教导，但这是最深刻、最动人的人生真谛。（俞伟超：生命的幸福——记苏秉琦老师的最后留言）

俞先生在去世前写道：

论人文学科□□□层次

远思近染，探寻人类事物本质，有能力解释当今细小现象，此为上上文风。

资料搜集大体周全，课题内容变化过程基本清楚，论述点自成体系。此类研究虽品类众多，大小不一，粗细有别，皆可列为中乘之作。

独有资料搜集繁杂，写作内容庞大，并构筑起自己的新体系，（若）其论点与本课题前后左右有大冲突，此为走入旁门左道之□□作，固不必取。

更多写作则如繁星之象，光亮不一，皆能自行生存，亦不必评述也!

赵老师从北大校医院转到北医三院前最后说的是：“这辈子过得太苦了，老是生病，希望下辈子别这么苦。”

信老师最后跟师伯母说的是：“我这辈子没啥遗憾的，该做的都做了。我走了就告诉考古部和馆里就行，不要告诉其他人，大家都是朋友，人家知道了肯定要来，他们年龄和我都差不多，万一再出个啥问题如何是好。等我走了，大家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反正一切从简，尽量不要给大家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