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这句清人谚语，道出了基层官员在庞大帝国中的微妙处境。和帝王将相、巨擘豪杰不同，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清代州县官员的工作烦冗琐碎、平淡无奇，他们弹指一挥间的人生往往沦为历史叙事的脚注。清代基层官员的面貌到底如何？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情感体验，又能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怎样的视角？

近日，《历史缝隙里的人》新书分享会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张帆，与该书作者郑小悠一道，围绕《历史缝隙里的人》展开对话，从不同学术背景出发，探讨清代官场规则、基层治理、民生百态，解析小人物与大历史间的关系。

《历史缝隙里的人》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共情让人在历史中读出自己

黄六鸿、钱良择、张我观、王猷、杨潮观、吴堦、朱凤森、张祖基、穆齐贤、刘光第、吴永、恩光这些我们可能从未听过的名字，甚至在正史里找不到他们的完整传记。他们不是帝王将相，不是巨擘豪杰，他们的官位大多不高，人生事迹零散地藏在日记、书信、奏折、方志的缝隙里，但他们见证了明清易代、康乾盛世、川楚教乱、戊戌变法、庚子国难……他们面对的人生课题与如今的我们并无二致，有为生计奔波的窘迫、有人情世故的烦扰、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有精神内耗的无力。在《历史缝隙里的人》一书中，郑小悠将传主的人生轨迹与时代背景巧妙编织，展现了一幅独特的清代社会画卷。

郑小悠坦言，自己最初是想以天理教事件为中心写几位基层官员，但当开始梳理张祖基和吴堦的生平时，一种意想不到的代入感出现了。那些关于职业生涯的困扰、人情世故的麻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不仅属于两百年前的古人，也属于今天的人们。写大人物时，她是冷眼的观察者；写这些小人物，她成了感同身受的代入者。郑小悠意识到，对大众写作而言，共情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它能让人在历史中读出自己。于是她放弃了原先的学术计划，开启了新的写作方向：为清代历史上那些有趣却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作传。活动现场，郑小悠讲述了《历史缝隙里的人》一书的写作缘由。

《历史缝隙里的人》

作者：郑小悠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3月

历史学者王笛曾指出，该书的独特价值在于绕开宏大叙事，将镜头对准被正史遗忘的个体命运，通过日记、书信、档案还原这些边缘人物的生活细节与精神世界。而在罗新看来，郑小悠笔下的个体“是编写《清史稿》的那些人特意选择忽略的”。之所以会这样讲，罗新表示，写人物传记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传统，世界历史的传统就是历史学都要写人物传记，这种说历史的形式，到现在也仍然是高度发达的。至迟从《史记》开始，正史的主要部分都是人物传记，《清史稿》中两三百卷都是人物传记，但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写进去，是有严格规定的。中国现代史学是“五四”以后诞生的，可是在《清史稿》人物传记的挑选人员原则上，仍然严格遵循了过去的传统。要到20世纪后期以后的史学发展，才会注意到这些人。在罗新看来，“能够选择这些人写他们的这些事儿，对他们的命运这样去关注，本身反映了历史学的进步。”

《历史缝隙里的人》中有一个让人读来心惊的故事，是“盛世做题家”王猷。这位雍乾年间二甲第八名的进士，因雍正帝对浙东士人的偏见，被外放知县。一次偶然的失误——收留一个流落少女，少女意外溺亡——却在层层发酵后，被编排成一桩“县官强留女子、百计折磨”的黑色故事。上司震怒，同僚侧目，王猷从此仕途蹉跎。郑小悠说，这个平庸惨淡的命运，恰恰是窥视清代“贪官”心路历程的镜子，比那些激情澎湃的人生，更真实地映射出时代特征与群体面貌。

《八府巡按》（2026）剧照。

黄六鸿是《历史缝隙里的人》中记述的第一个人，郑小悠说，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史景迁的名著《王氏之死》中也提到了他。郑小悠的导师郭润涛曾特别关注黄六鸿，并试图整理《福惠全书》，郑小悠还协助过他搜集关于黄六鸿本人及其家庭情况的材料，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后来因故未能完成。在撰写天理教相关文章时，为了寻找一些有研究基础的人物，郑小悠翻出了十多年前的往来邮件，其中有一篇是黄六鸿的女婿——一位翰林——回忆岳父岳母家族的文章，这个材料在清代也不多见，这些材料最终促成了文章。

“过去有人一直在说：学历史的人是干什么的，你研究历史是干什么的？”对此，罗新表示，“其实就是认识多样性和复杂性……我特别不愿意听那些学社会科学的人来应用历史，因为他们学历史的目的是要总结出一些规律来……他拿规律去套历史，说因为这个时代比如说是神权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神就很有地位，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不能反着来。你在总结出规律条文来的时候，已经删去了大量的异类，那些反证，那些不同的‘复杂性’都去掉了，然后利用‘简单性’再去推导出历史中具体的东西来，那一定是缘木求鱼。为什么？因为历史本身是复杂的。”

“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

《历史缝隙里的人》中让人唏嘘的故事之一，是道光年间的“小公务员”穆齐贤。他是镶蓝旗包衣佐领下的“另记档案人”，身份卑微，六品俸禄糊口，全无威势可言。但他留下一部罕见的满文日记，更在中年时懵然卷入一桩惊天大案——他的妻子竟在都察院大堂呈上诉状，控告当朝皇帝亲弟、惇亲王绵恺私设牢狱，囚禁无辜百余人长达十六年。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从王府和园中救出被囚者七十六人，有人被囚十余年，有人被铁链锁颈，有人不堪折磨服毒自尽。而穆齐贤本人，也被囚禁其中，奄奄一息。在清代的权力结构中，旗人地位优越，亲王更是天潢贵胄。穆齐贤夫妇的勇气从何而来？郑小悠在文中写道：这个平平无奇的人生，因为一场爆发而有了光亮。它照见的是世道的衰朽、制度的颓坏，以及人在尊严与自由面前所迸发的本能力量。

书中提到过一句清人谚语，“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这种如履薄冰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制度造成的。郑小悠表示，清朝的州县官处境极为艰难，这种困境根植于制度本身。越到后期，制度考核越发严苛。《钦定吏部处分则例》中，事无巨细皆有惩处条文。例如，县境内发生命盗重案且犯人逃脱，从案发之日起，县官的俸禄就会被停发。从制度上讲，每位官员都有俸禄，但实际上几乎无法到手。地方上的各项工程若无朝廷拨款，往往通过截留官员俸禄来筹措。雍正朝后设立的“养廉银”，本意是补贴官员，但到了嘉庆年间，这笔钱也如同正俸一样，常常无法兑现。这种制度性低薪迫使官员寻求“灰色收入”以维持生计和衙门运转，但这笔收入又见不得光。一旦朝廷进行“清理亏空”，所有官员都可能面临风险——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在财务上进行腾挪，从而产生亏空。

《八府巡按》（2026）剧照。

郑小悠在张我观的故事里提到了一个残酷的案例。张我观在处理一桩旧案时发现，一位绍兴籍的官员，在甘肃庄浪一个偏远地区担任知县，因亏空四百多两白银被“监追”（关押追缴）。二十多年后，该官员死于狱中。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侄子。这个孩子从十几岁起就随叔叔被关押，从甘肃到绍兴原籍，一直被囚禁，只为逼迫家族还钱。张我观连续三年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豁免这笔四百多两的欠款，因为除了侄子的性命，已无任何可追缴之物。然而，豁免国库欠款需经户部批准，浙江巡抚不愿为此事开先例。张我观的努力最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这个案例揭示了在僵化的制度下，一个基层州县官不仅要面对自身的生存压力，还要承受来自前任、上级和制度的多重挤压，其处境之艰难，可见一斑。

晚清老吏恩光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精神内耗”。这位国子监出身的六品小官，留下了一部日记，文字间满是“少女怀春”般的深情、“诗人落魄”式的愁思。他在日记里反复咀嚼自己的不得志，也反复确认自己究竟该怎样安放抱负与现实。这种细密、反复、几近自我消耗的心理活动，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熟悉的情绪经验：晋升无门的迟滞感、在人情世故中的无力感，以及明知必须继续前行却又时常怀疑自身价值的疲惫感。对此，张帆评价说，《历史缝隙里的人》是“学术为体，普及为用”的典范，所写人物几乎都是专家学者不了解的，但又能让普通读者轻松进入历史情境。

记者/何安安

编辑/重明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