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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十八日，宪宗在御殿之上，凝望着群臣，缓缓开口。他说道，自古以来，帝王或勤于庶政，或端拱无为，两种治道各有得失，那么究竟哪一种才是最恰当的呢？

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义激起上心，上既闻黄裳之言，耸听延纳。宪宗深受触动，于是果断选擢宰相，真心委以重任。到了元和三年（808年）九月，宪宗曾感慨万千地说：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在他眼中，贞观、开元年间的君臣关系是值得终身效法的典范。

为了随时提醒自己如何处理君臣之道，宪宗即位后，广泛翻阅列祖列宗的《实录》，尤其钟爱《太宗实录》《玄宗实录》及《贞观政要》，几乎爱不释手。元和四年（809年），他下诏令李绛、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人，搜集历代君臣成败的经验五十余种，并亲自编选成《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写在六张屏风之上，既宣示臣下，也激励自己。每次细读前代兴亡得失，必三复其言，始终以贞观、开元之治为治国奋斗的目标。

在虚心纳谏方面，元和三年（808年）四月，元和制举案轰动一时。宪宗亲自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毫无保留地直陈时政之失，言辞锋利。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任考策官，策三人为上策，宪宗亦嘉之，并诏令中书省优与安排。牛僧孺等人的勇气，与宪宗提倡臣下敢于直言的政策密不可分，也在朝堂上营造出敢谏的氛围。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为鼓励大臣直谏，宪宗下令京兆尹查访贞观著名谏臣魏徵的后代。当得知魏徵故居已被转卖，他从内库拨出绢二百万赎回，并厚赐其子孙，以示奖励直言进谏的官员。元和五年（810年），翰林学士李绛直面宪宗，指责宦官吐突承璀专横，主张应予惩处。初时宪宗发怒，李绛泣而陈言：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宪宗听后解怒，并叮嘱：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

宪宗不仅重视直言之士，还善于采纳群臣意见。元和四年（809年）征成德之事，他拟授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吕元膺等八人联名抗议，宪宗随即改变使号。吕元膺担任尚书左丞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大胆进谏，多次封还不当诏命。他指出江西观察使裴堪所奏虔州刺史李将顺贪赃一事，若未经查证便贬谪，纵使裴堪奏实，也不可效法，于是要求派御史按问，查清事实后再行处理。

宪宗身边不乏魏征们。给事中段平仲敢于直言朝政得失，御史中丞薛存诚亦以敢谏著称。相反，对那些守位不谏、逢迎迎合的官员，宪宗毫不留情，甚至罢免宰相郑及权德舆。元和四年（809年），宗正少卿李拭奏请以吐突承璀领军，宪宗以其奏状为奸臣所为，示群臣不可重用。由此可见，宪宗不仅鼓励直言，还随时修正自己的过失。

宪宗对谏言的重视，并非形式，而是真心求智。他通过广纳直言，集思广益，希望再现贞观、开元的盛世局面。虽然作为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皇帝，他自尊心强，面子敏感，有时会因尖刻谏言而发怒，但在长期施政中，敢于进谏的官员逐渐增多。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宪宗曾因谏官言辞尖锐而烦恼，但在李绛开解下，怒气消散。 元和三年（808年）七月，宪宗外出视察秋稼，随行宦官带来鹰犬等狩猎用具。第二日，谏官上书批评，宪宗大怒，宰相李吉甫上前，既肯定皇帝视察庄稼的初衷，又婉转指出不当之处，使宪宗深觉受教，并连声称是。 在元和年间，白居易因直言而深受宪宗赏识，被召入翰林院任学士。他的直言有时尖锐，甚至与宪宗针锋相对，但李绛出面解围，宪宗最终宽容如初。正因宪宗诚心纳谏，元和年间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层出不穷，如李藩、裴垍等，都深受器重。李藩更曾驳回宪宗密旨中不合制度之处，使皇帝不得不放弃不当安排。 纳谏的最终目的是改过自新。元和七年（812年），宪宗曾问宰臣治理之道，李绛答道：主上有过，则谏诤以制止，如手足与心膂相用，则天下康宁。宪宗当即表示：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尽心，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元和八年（813年），宪宗接受李绛关于宫女采择的谏言后，诚恳地告诫宰臣们：凡宫外事务不当之处，你们务必直言，直至纠正为止。宰臣们感动不已，甚至泪流满面，称宪宗求谏、纳谏之诚意，前无古人，可书帛简，昭示万世。 正因宪宗注重求谏、纳谏，广集群臣智慧，元和年间尤其是初、中期，他才能不断发现、纠正自身失误，实现平定藩镇、再振大唐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