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所有丞相之中,阿合马无疑是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既是忽必烈眼中的财神爷,为元朝的财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权臣,甚至敢与当朝太子针锋相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他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可惜,他的才干与贡献最终因自身道德的卑劣而被历史遗忘。
阿合马出身于今天的回族,曾在西域生活。忽必烈在晚期大力征召西域人才,阿合马正是借着这股东风迅速崛起。公元1261年,他荣登上都同知之位,成为显赫人物。翌年,他便掌管中书左右部,并兼任诸路都转运使。至1264年,左右部并入中书省,他晋升为中书平章政事,随后兼任制国用使,又转任尚书省平章政事。1272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他仍稳坐平章之位,直至最后被杀。从1262年起,阿合马掌管元朝财政二十年之久,其手笔在元朝初期政治经济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阿合马之所以能够获得忽必烈的重用,并迅速攀升,是因为他在理财方面独具匠心。他不仅精通财富的积累,更善于创新方法充实国库。在他的运作下,元朝国库充盈如山,极大地支撑了忽必烈对外征讨的庞大开支。 阿合马敛财之法,概括来说有六项。其中四项表面看似简明且利国利民,实则在执行中频频走样,最终成为元朝历史上的污点。 首先,是严格的专卖制度。盐、茶、酒、醋等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但在元初,这些商品却泛滥私售。私盐私铁价格低廉、购买方便,自然广受欢迎,结果国家税收大幅流失。阿合马掌权后,规定这些商品只能由国家出售,既保障了财政收入,也维护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公家的货物价格稳定,质量可靠,相较于波动剧烈的私货,更能赢得民心。 其次,是矿产的开采和冶炼。矿产自古是财富之源,而在宋朝以前,多由私人掌控,肆意攫取利润,甚至形成可对抗朝廷的军事力量。铜、铁等矿产更是国家制造武器、铸币的核心资源。阿合马将这些资源一律收归国有,不仅增加国家收入,也降低安全风险,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是纸币的发行。元朝继承了南宋的交会纸币制度,并以部分贵金属作抵押。纸币轻便、等值流通,极大促进了大宗商品交易,加速了财富积累的速度,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高效工具。 第四,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已大为繁荣,丝绸、瓷器远销海外,收益颇丰。阿合马执政后,继续推动海运贸易,并与掌握通往欧洲航路的阿拉伯商人密切合作,确保贸易畅通。元朝海外贸易额持续攀升,与北方农业和陆路贸易并驾齐驱,为国库提供了稳固的收入来源。 然而,阿合马的敛财六法中,后两项却堪称暴政。首先是发展农业以提高税收,这本是帝制常规手段,短短几年间,元朝农业税与商业税倍增,百姓与商人苦不堪言,严重损害了朝廷威信。其次是包税制度,他将收税任务转包给个人,官员只负责收取指定数额,而这些个人为了盈利,多收超额税款,导致税收混乱、民怨四起。 随着时间推移,阿合马早期的政策逐渐变味。专卖制度原本惠民,却被执行者哄抬价格,矿产专营导致农具生产滞后,纸币滥发、仿造频繁,最终贬值成废纸,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唯一尚存的海外贸易,直至元末仍为国家提供良性收入。阿合马之所以会沦为贪腐,根源在于自身私欲。1273年,他的儿子忽辛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另一儿子抹速忽出任杭州达鲁花赤。通过收集党羽,甚至贿赂商人获取官职,阿合马家族掌握了大量土地与财富。其间,不乏借职权经商、侵吞国库者,国家风气因此愈加腐败。 在掌权的同时,他还排除异己,不惜与太子真金对抗。真金倾向汉化,而阿合马认为汉法制度阻碍理财,于是想方设法控制、改造机构。1266年,他增设制国用使司并兼任使职;1268年,御史台新设,他担心监察自己,多次请求撤销,虽未成功,却设法削弱其作用,达到了部分目的。 木华黎后裔安童上位,成为汉法派的障碍。阿合马提议提升安童为太师,欲暗中削权,却未如愿。次年,他建立尚书省,自任平章事,掠夺中书省权力,大力排斥汉法派官员,将亲信子侄安插各要职,连安童亦无法制约。史天泽、张文谦、廉希宪等汉法派大臣多次谴责阿合马,争执需忽必烈裁决。尽管忽必烈斥责,他仍因理财之功多次获庇护。 阿合马权势渐长,1274年安童弹劾未果,忽必烈不仅不惩,反而称其为回回人中的相才。次年,安童被排挤出朝,汉法派势力进一步衰弱。真金虽未倒下,但权力有限。1279年,汉法派助真金获得一定权力制衡阿合马,中书左丞崔斌弹劾他,忽必烈知其严重,却仍舍不得理财专家,阿合马遂将崔斌诬陷致死。 汉法派大臣无奈之下,筹划非常规手段。公元1282年三月十七日夜,千户王著率八十余人入大都,趁忽必烈外出,借太子礼佛之名将阿合马诱出,一柄暗藏大铜锤将其脑袋砸碎,一代权臣终结于此。王著及手下随后被捕处死。忽必烈回京后,虽迟来,却下令戮尸示众,阿合马子侄同遭厄运。同样手握理财之权的人,若禁不住金钱诱惑,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阿合马及同僚的迅速兴衰,是帝制时代常见桥段,并无稀奇。但他留下的理财方法,仍有可取之处:专卖制度保证商品质量与价格稳定,矿产国有化可使财富惠及民生,纸币发行促进交易流通,海外贸易带来可持续收益。只是,掌权者若为私欲所惑,纵使政策再妙,也可能因贪腐而化为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