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曾为中共11年的红色首都——延安，并不是红军打下来的，而是一个人赠予的。

这个人就是张学良。而红军第一支进驻延安的部队，则是中央警卫团的红2连。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党中央委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由延安乘飞机去西安同国民党举行谈判。

这时， 延安、甘泉、富县等地都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管辖之下。西安事变后，张、 杨为了对付中央军的进攻，把驻在这一带的正规军全调到洛川以南，只留下一直和红军对抗的当地国民党县政府和保安队等顽固势力。为了确保周副主席的安全，上级命令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和中央警卫团任政委侯正果， 带领中央警卫团1营2连，担任护送任务。

12月16日晨，他们安全到达了延安机场。周副主席交代陈有才和侯正果说：“延安、甘泉、富县以南这一带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撤走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保安队还留在这里，这些人对我们红军缺乏了解。张学良答应把延安赠予红军，不久以后，我们要进驻延安城等地，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人就带着连队在这一带执行这一任务 吧！”

最后，周恩来嘱咐说：“你们进延安县城，一定要让他们欢迎才进去，可不能用武力打进去啊！没进城之前，去进行宣传工作，扩大我们红军的影响。 ”

下午，陈友才和侯正果率领红2连出发，去进行宣传工作。第一站是三十里铺。侯正果派人给国民党保安队送去了一封要求借路通过的信。信是陈友才起草的，大意是：

“.....我们是红军抗日宣传队。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把蒋介石活提起来，要迫使他停止对红军的进攻， 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13日，张、杨两将军把驻在延安、甘泉、富具等地的正规军南撤，以对付南京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进攻，并通知我们红军前来接管这些地方，不知你们是否接到了这一通知？现在我们借路前往甘泉，请你们放行。”

信送去没多久，侯正果就收到了回信，大意是：“抗日的红军弟兄们，我们没有接到上级什么命令，但是我们同意你们通过。我们没有招待你们，请原谅吧。”

于是，红2连顺利地通过了三十里铺，继续向劳山进发。

一封信能起到这样快、这样好的作用，对于红军战士们来说是太意外了。

红军经过劳山时，他们同样派人给驻在劳山的国民党保安队送去一封内容和上封完全一样的信。过不多久，得到了他们的答复，让红军过哨卡，且同意他们在劳山村住一夜。 过去，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一带打过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当地老百姓对红军有些了解，非常热情。

17日上午，红2连告别了劳山村的老乡们，向甘泉进发。在甘泉，侯正果虽然事先也曾写信给当地保安队，商量借路通过的事，但他们没有同意，说是“上级没有通知”。红军只好暂时驻在甘泉城西附近两里多路的西沟村里。

西沟村有几百户人家，老乡们送了两头肥猪给红军改善生活。一次，侯正果带人在甘泉城下对着城楼上站岗的国民党保安队宣传，一个军官在城楼上主动和他们搭话。他说：

“红军弟兄们，我们是愿意让你们进城来宣传的， 只是上级没有讲话，我们不能随便开城门。你们缺什么东西，我们买好送给你们。”

红军回答:“我们什么也不缺，也不要。我们的任务是进城宣传群众......”

最后，他只有说:“上级如果有开城的命令，我们一定遵照执行，对不起，这次原谅吧。”

在西沟，红2连住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19日上午离开返回三十里铺。 在三十里铺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返回延安机场。

他们回到延安机场不久，从延安城东门出来了三个人，自称是延安城工农商学各界的代表，前来欢迎红军进城。同时，还交给侯正果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送给驻延安机场红军负责同志收”。信里写的是一些欢迎红军进城保卫人民群众， 保卫工商学等内容。陈友才和侯正果一面热情款待几位代表，一面召集连队主要干部立即商量进城的办法。

接着，他们又召开了全连大会进行了动员，侯正果着重讲了进入延安城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是第一支进延安城的红军部队人，代表的是全体红军，只能做好样子，不能有半点坏的表现，否则就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红军在陕北人民心中的信誉。”然后，陈友才讲了进城的任务，宣布了连队入城行进序列：步兵一排打头，其次是骑兵排、二排、三排和管理排。 于是，他们在延安城各界派出的三位代表带领下，在市民的欢呼和鞭炮声中，雄赳赳地进入了延安城。

延安城内外到处贴满了欢迎红军进城的大标语。三位代表把红2连安排在延安市政府大院里住下后，立即给他们筹粮。待一切安顿就绪， 陈友才便去保安向中央军委报告。12月23日，中央军委各总部的先遣人员进入延安。

不久，党中央和中央首长也相继从保安迁来。 从此，延安成了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等人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11年。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社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是其姊妹篇。前者侧重建国，后者侧重治国，两书讲述许多鲜为人知和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为重磅毛泽东历史系列畅销书，被史家和读者誉为“毛主席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