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40年一中学教师坦承是特务，布鲁顺藤摸瓜，擒获32名军统特务

前言

1940年10月的一天晚上，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小城庆阳此刻正笼罩在一片风雨中。

尽管大伙日子依旧苦难，但自从中国共产党来到这个小地方后，整个城开始焕发出了一片生机，就在几个月前，庆阳选出了当地第一任民选县长陆为公。

这天晚上，陆为公与老友、时任陇东中学教师的吴南山喝酒畅谈，当聊起自己即将如何在庆阳施展政策，如何给当地百姓带来实际利益时，陆为公脸上的兴奋神情也让吴南山看在眼里，他此前就很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能够亲眼见证家乡的变化，吴南山心里很是感慨。

不过，酒过三巡之下，吴南山一直显得心事重重，似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陆为公察觉端倪，但他也没有多想，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吴南山才终于下定决心，同老友交代：

“我有一个重要问题想和你说一下。”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去年在汉中不小心跌入虎口了。”吴南山缓缓说了一个事实：“就是军统的特务训练班，误入歧途，受了一个月训，如今他们派我回来，就是让我潜伏在庆阳，搞特务活动。”

陆为公被老友这一席话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此前陆为公就与吴南山有着很好的交情，吴南山此前曾多次配合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过去吴南山当过一段时间小学教师，因国民党当局不发工资，吴南山还带头闹过工资，陆为公当年作为小学的校长，也曾支持吴南山的壮举。

怎么一眨眼，老友变成特务了。

陆为公知道，吴南山今日肯与他说这些事情，表明他确实是被骗进去的，不是自愿做这件事。

在陆为公询问下，吴南山一五一十地将自己如何被骗进军统训练班的事情说了出来……

军统汉中特务训练班

吴南山本身就是甘肃庆阳人，高中文化，还当过小学教师，因为在当地多次宣传抗日，支持共产党的言行，后来被国民党当局开除了工作。

1939年12月，国民党当局在陇东地区搞摩擦，吴南山被裹挟到了西峰镇。失去工作后的他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南山听说在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班在招生，渴望着投身抗日的吴南山当即约了几名庆阳老乡，一同前去报考，然而走到半路，吴南山被特务骗到了汉中，参加了军统在汉中举办的“特训班”。

一开始吴南山也以为，这个学习班是学习抗日的，但一开学，吴南山发现了不对劲儿。

吴南山到汉中的时候，与他见面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军官，吴南山一开始见到这个军官，心里还觉得安心不少，但后来被带到地方后，吴南山注意到，这个“汉训班”，门口不仅有岗哨，里面还有便衣在巡逻，进去以后，有个副官给他取了个代号，还给他宣布了几条纪律，进去以后一律不准使用真名，只准用代号；见了熟人也不准打招呼，不能把真实姓名与住址告诉他人；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会客、不准写信与对外联络。

吴南山进去以后，才注意到班上也有几个庆阳老乡，但大家相互之间都只敢使眼色，不敢说话。

一直到后来上厕所，才有老乡告诉他，在这儿千万别随便说话，在这个地方稍微犯一点错误就会被关起来，据说在他们来之前，有人已经失踪了，被扔进了硫酸池。

吴南山也吓坏了，后来他才发现，这件事情远远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

军统汉中特训班的前身是浙江特训班，于1938年在温州成立，1939年9月迁到了汉中，对外号称是“天水行营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所以也被称为是“汉训班”，地址在汉中东郊陈家营。

上了几天课以后，吴南山发现，这个训练班根本就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反共。

可吴南山曾亲眼看见过共产党执政，与汉训班所宣传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上课时，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吴南山就越反感，可是他根本逃不出去，一旦自己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情愿的情绪，恐怕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他。

在这样一个地方，别说稍微流露出一点情绪，哪怕就是稍微弄出一点动静，就会被怀疑时别有所图。

一次上课，吴南山不小心弄响了竹椅，结果被教官看见了，教官狠狠批评了吴南山，说他另有所图，心不在焉，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

吴南山彻底安静下来，他的 表现赢得了教官赏识，一次教官李国栋将他叫去办公室，被夸奖了一通。吴南山趁机提出：

“原来我外出是来求学的，如今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去了，一旦被老家共产党政府所发现，回去了就会被怀疑，再说我在这里已经学了不少东西，想早点回去为我们工作。”

吴南山很清楚，想要悄悄逃出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只能通过正常的关系，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李国栋很重视这一情况，后来还专门报告了汉训班副主任，实际负责人程慕颐，经程慕颐批准后，李国栋同意派吴南山回老家庆阳进行特务轰动。

终于能摆脱这个魔窟，还不等吴南山高兴，他却发现，自己还是把这件事想简单了。

在离开之前，李国栋让吴南山把通信的密约和地址留下来，还制定了代号，还让吴南山把自己详细的情况留下来做案底，以被将来秘密联系的时候使用。

吴南山叫苦不迭，这等于说自己已经在敌人那里挂号，想离开也离开不了。

1940年7月，忐忑不安的吴南山回到了庆阳，正巧碰上了陕甘宁边区在当地成立了陇东中学即将建立，正在招收大量有经验的教职人员，副校长陆为公知道吴南山曾当过小学教师，有经验，于是特别招收吴南山到陇东中学工作，并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队长，在所有的教职人员中，他是唯一一个庆阳本地人。

然而陇东中学在当时绝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一所中学。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做出创办陇东中学的决定，党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视，隆冬特委书记马文瑞亲自兼任校长一职，而副校长一职则是交给当地人陆为公担任，陆为公是1937年经由蔡畅、任质斌介绍入党，十分可靠，陆为公接受任务后，利用在延安学习的间隙，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题写校名的请求。

后来不仅仅是毛主席，就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为学校进行了题词。

陇东中学建立之初，便受到各界关注，来自延安的数十名高级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纷纷进入学校，充实学校师资力量。使得整个学校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生机活力。

这一切都让吴南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吴南生终于下定决心弃暗投明。

引起重视

吴南山将自己的情况向陆为公反应后，陆为公吃惊之余，深感此事事关重大，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嘱告吴南山：

“误入汉训班是误入歧途，迷途知返投身革命是你正确的选择，但下一步如何做好工作，一定要听从党组织的决定，目前第一要务是要绝对保守秘密。”

陆为公当天就向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做了汇报，马文瑞一听此事，立即召来陇东保安科科长李甫山，三人一同听了吴南山报告的情况后。马文瑞鼓励吴南山：

“尊重你弃暗投明的革命要求，利用你的特殊身份继续潜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为我党工作。”

马文瑞让吴南山配合李甫山侦破特务案件，吴南山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详细写下来，并且还将离开汉训班之前，带回的“万能显影液”、“通讯密码”也交给了组织。马文瑞和李甫山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中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吴南山向马文瑞强烈表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经细致考察后，马文瑞最终同意了请求，鉴于吴南山的特殊身份，陇东地委任命吴南山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为开展隐秘工作提供掩护。

而吴南山也不负众望，很快就立下功勋。

1941年10月26日，吴南山在延安参加教育科长会议，返回庆阳时，走到富县时，遇到了同样是在汉训班的祁三益。

吴南山、祁三益不约而同地上前打招呼，两人心里都有着各自的盘算。

祁三益没有说此行的目的，而是告诉吴南山：“我这次要么到延安，要么先找一个工作。”吴南山告诉他：“我是教育科长，不如先到庆阳找个工作吧。”

祁三益这次是被派往延安执行任务，偶然遇到吴南山，在他感觉来看，也算是与同僚接上了关系，吴南山则想到了自己身上的任务，决定先稳住祁益三，两人一路来到庆阳。

吴南山深知祁三益的危险成都，之前在汉训班培训，祁三益就精通各种爆破技术，享有“爆破大王”的绰号，此行目的一定不单纯，回去以后，吴南山便将祁三益的情况向李甫山做了汇报。经研究后，李甫山让吴南山出面以教育科长的身份，安排祁三益在庆阳民教馆当图书管理员。

陇东保安科立即展开对祁三益的调查，并发现了他给延安写的密信，还顺藤摸瓜地发现，他与潜伏庆阳分区当文书的郑崇义有联系。

在庆阳滞留多日，祁三益也觉得留在这里不好，于是对吴南山说：

“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迟了要误事，给我办张去延安的通行证。”

吴南山就此事向上反映以后，陇东保卫科将这一情况与延安边区保安处取得了联系，延安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立即让在关中地区巡视的布鲁赶赴庆阳，专门督办此案。

布鲁原名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1909年出生于海南，1926年入党，参加过琼崖纵队，部队被打散后，布鲁曾流亡海外一段时间，1932年才回国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布鲁有很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1937年布鲁红大毕业后，调延安边区保卫处，先后担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部长。

鉴于祁三益来延安的动机依然不明，考虑到延安的安全，布鲁到庆阳后，立即部署抓捕祁三益，好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

吴南山借口邀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商谈，途径城门口时被事先安排在这里的陇东保卫科工作人员抓获。

为了保护吴南山的身份，抓捕时特别将两人分开。

祁三益虽然在汉训班待的时间很长，然而他也只是属于底层的特务，在审讯中，祁三益最终交代，自己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组织起来搞行动。但并没有具体的行动。

军统向延安派出了大量的特务暗中潜伏，对延安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党中央的驻地当时也在延安，更让布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工作人员李峰碧也被祁三益认出时汉训班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如果不将这些特务一网打尽，恐怕未来问题会很严重。

布鲁把祁三益、李峰壁带回延安。周兴向中央社会部请示汇报。

中央社会部也高度重视这一案件，李克农对案件做了三点具体指示：

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使用肉刑；

二、侦察审讯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要做思想转化工作，化敌为我服务；

三、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

祁三益被捕后，很快写出了交代材料，并将他所掌握的汉训班潜伏特务以及一部分人员的联络方式统统写了下来。

一网成擒

祁三益的投诚，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与吴南山不同，祁三益不仅掌握着不少联络人员的名单，还掌握着一部分潜伏特务的联络方式。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隐患，中央社会部也派出了工作人员支持边保工作，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也积极调动力量，积极进行案件侦破工作。

祁三益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查找特务，重点是查找与他一起来延安的联络员，只有掌握了联络员，才能掌握相关潜伏的特务。

1942年1月，祁三益在市场转悠，偶然遇到了在汉训班第三期受训的刘志平，刘志平后来被抓捕后，通过调查发现，他是在1941年1月潜伏到延安的，曾向敌特发送了许多情报，经刘志平这条线，陆续又牵出了被派往陇东工作的两名汉训班特务赵秉廉(化名赵汉民)、马汝英(化名马鸣)。

通过对祁三益的工作，边保逮捕了数名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其中也有不少人比较特别，他们在延安生活了较长时间，感受到了边区生活的美好，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些人的反正，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1942年春节，祁三益在逛商店时，偶然遇到了汉训班第三小组联络员李春茂，然而李春茂此刻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被逮捕后，很快便将一切知道的情况交代出，边保主任周兴随即指示：“李春茂可以争取。”

随着对这些特务人员的“反用”，大量潜伏特务浮出水面，但根据祁三益的反应，担任总联络员兼副组长的赵玉峰始终没有消息，不能抓住此人，案件侦破就不能顺利进行。

布鲁心急如焚。

然而也是凑巧。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三千余人在文化沟举行纪念大会，布鲁与李春茂在会场入口处秘密查看，竟然意外发现了赵玉峰的行踪。

李春茂用暗语取得了与赵玉峰的联系，这才了解了他的动向，至此汉训班派往延安所有的潜伏特务，全部都浮出了水面。

事实上随着汉训班潜伏特务案件被侦破后，在之前的一些可疑线索，才逐渐被串联起来。

早在1940年，延安就曾破获过数起特务潜伏案件，有的时经同僚举报，但在当时汉训班一案尚未浮出水面，对于这部分人的调查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截止汉训班一案真相大白后，有关这些人的身份才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布鲁顺藤摸瓜之下，挖出了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其中是属于军统特务的工友32人，其中主动交待1人，侦察发现20人，被捕人员供出11人。

据兰州公安局史志办的史料统计：

“此案涉案人员共55人，其中汉训班受训的47人，浙江特训班受训的5人，未受训的2人，受训地不明的1人。”

两个数字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其中有不少的特务，是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被查出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在解放后被查出的。

汉训班特务一案，涉及到的人数之多，牵扯范围之广，后来也被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据说毛主席在得知案件侦破情况后，十分高兴，连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