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存有八座辽代木构建筑，被民间称为“八大辽构”，而地处河北涞源的辽代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建于辽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距离唐朝灭亡仅59年，亦有“八大辽构之首”的美誉。在古建爱好者心中，阁院寺文殊殿有多个独步建筑史的奇绝之处：包括最早辽构、门扉梵音、减柱造极、辽金叠画、千年铁钟等。

阁院寺今年5月实行常态化开放，这是自2009年启动大修以来，这座千年古刹时隔17年恢复常态化开放，至此，“八大辽构”已全部常态化开放。据涞源县文广旅游局对澎湃新闻介绍，五一期间，全国各地的文物爱好者慕名前来，阁院寺累计接待游客5600余人次。

五一期间的阁院寺

在“八大辽构”中，其余七座——天津蓟州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河北高碑店新城开善寺大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以及山西应县木塔，此前均已实现常态化开放，唯有阁院寺文殊殿因大修迟迟未能开放。如今，打卡“八大辽构”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拼上。

斗拱结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阁院寺坐落在河北涞源县城内，紧邻古城西墙，从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经阁。其中天王殿、藏经阁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古朴庄重，殿前两株千年古松见证着这里的变迁。寺院周围民居环绕，踏入院内，便有一阵清凉袭来，常年比院外低上几度。

“五一”期间，当地文旅部门每天安排6场免费讲解，其中涞源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安志敏的讲解受到游客追捧。安志敏今年62岁，1997年退伍转业到涞源文管所工作直到退休。。“从寺内保存的石碑和清光绪《广昌县志》（涞源旧称广昌）来看，阁院寺在汉代初建，唐代重修。”安志敏对游客们讲道。

步入文殊殿前，游人的目光首先会被大殿雄浑的外观所吸引。文殊殿有着唐辽古建标志性的大屋顶，出檐深远，斗拱雄壮，如《诗经》所云“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曾评价，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已达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而这里的文殊殿便是绝佳范例。

文殊殿

这座歇山顶建筑面阔进深都在16米左右，总高约12米。对于阁院寺，建筑史学家莫宗江曾评价，文殊殿虽是三间佛殿，实际却是大型阁殿的尺度，其用材与大同善化寺七开间大殿和应县木塔相同，相当于《营造法式》中的二等材。超规格的用料使得文殊殿异常坚固，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倒，且建成至今从未落架大修。

在古建爱好者心中，阁院寺文殊殿有多个独步建筑史的奇绝之处：包括最早辽构、门扉梵音、减柱造极、辽金叠画、千年铁钟。阁院寺的开放，令古建筑爱好者们兴奋不已。社交媒体上，不少游客分享参观体验，感叹终于圆梦了。

窗棂与壁画：“敦煌也很少见”

文殊殿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其雄浑的结构，而是正面门窗上那些精微的细节。不少游客进入殿内之前，就站在窗前仔细端详许久。文殊殿的正面保留着辽、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如同一个古代窗棂博物馆。

门窗是古代木构建筑最易损坏更换的部位，文殊殿却能保留相当一部分辽代原物，在国内极为罕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与其博士研究生刘翔宇对文殊殿门窗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门窗上的图案构成具有明确的宗教意义，其中镂空刻写的悉昙梵字更是东亚木建筑门窗中的孤例。

文殊殿上的辽代窗棂，镂空纹样为密宗法器和梵文真言，为海内孤本

据丁垚团队介绍，文殊殿大门窗上，竖条上镂空刻有悉昙梵字及密教法器图案，梵字间有金刚独钻铃、宝瓶及青莲花等法器图案。这些图案与辽代流行的石刻、墨书之悉昙字体颇为吻合，其制作年代约在辽末，距今几乎整整900年，比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著名的镂花门窗还要早几十年，应是国内现存此类精美装修中最早的一例。

文殊殿正面的历代窗棂，正中为辽代窗棂

走进殿内，一种宽敞通透之感扑面而来。巨大的建筑，内部只有四根立柱支撑。据安志敏解释，文殊殿采用辽代建筑典型的“减柱造”方式，原本仅有两根立柱，有效改造了殿内空间，另外两根是后人为保护建筑所加。经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碳-14测年测定，两根圆柱为唐代木料，至今沿用千年。

三面墙壁上覆盖着黄泥的壁画同样令人浮想联翩。文殊殿东、西、北三面墙壁原有一幅贯通三面的大构图，大部分被明代抹灰覆盖。目前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暴露出的壁画线条流畅生动，采用了“沥粉贴金”手法，服饰上的金色纹饰在昏暗的大殿深处闪着金光，尽显唐代“吴带当风”的遗韵。

文殊殿墙皮剥落后现出壁画

莫宗江在《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写道：“以这样大尺度的两幅壁画配合原来当中主像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体，和四壁上强大的斗拱所构成的气势，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安志敏感慨地说，幸亏有明代的抹灰，对保护壁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层墙皮也无意间起到了“藏画”的效果，使其避免了被盗卖的劫难。

飞狐大钟：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铁钟

文殊殿东南侧的飞狐大钟，则是另一件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宋辽时期，涞源地处宋辽边界，曾称飞狐县，铁钟遂得此名。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涛考证，飞狐大钟铸造于辽代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钟高1.6米，口径1.5米，重约两吨，是国内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铁钟，也是国内最古老的铁钟之一。

飞狐大钟

钟身所铸1200多个汉字和55个梵文，铭文中出现了辽代高僧正惠大师的名字——他正是两位辽代皇帝的国师。阁院寺里能出大辽的国师，可以说明这座寺院的重要性。

梁松涛介绍说，铭文反映了辽代晚期宗教信仰、官职制度等情况。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辽代在不同层面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辽代始末。辽代寺庙大多坐西朝东，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而文殊殿在唐代寺庙基址上重建，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风范，这体现了某种文化认同。

辽代木构建筑在继承唐风的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创新探索。阁院寺文殊殿的斗拱结构与蓟县独乐寺山门转角铺作如出一辙，同样使用抹角栱加强翼角承托，呈现出典型的辽代中期风格特征。在内部结构上，文殊殿采用“减柱造”和移柱法，将前内柱后移以扩大瞻仰空间，形成了殿堂与厅堂相结合的折中样式。学者郑好指出，这种创新做法是辽代建筑为解决殿阁构架自身适用性不足而采用的实用方案，既坚持了唐代“以势壮为美”的正统审美，又为佛堂留出了较为开阔的空间。

文殊殿华丽的金代梁架彩绘，已有八百年历史

从学界惊鸿到全民共享

阁院寺文殊殿是“八大辽构”中最晚被发现的一座。1959年，天津大学教授卢绳和河北文物工作者在涞源调查时发现了这座辽代建筑。次年，冯秉其、申天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新发现的辽代建筑——涞源阁院寺文殊殿》，首次向学界公布了这一发现。文章描述了文殊殿的基本结构，指出其斗拱形式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相似，由此判断其为辽代原建。

196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带领建筑历史教研组前往阁院寺进行详细地测绘调查。莫宗江首次注意到文殊殿正面门窗的特殊之处。他在1979年发表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指出，文殊殿正面三间全部是镂花格子的门窗，其中仍存有辽代的装修。莫宗江敏锐地观察到，这套门窗已不是初建时的装修，而是后来填装的，很可能制作于辽末。这一发现，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对文殊殿门窗研究的基础。

关于文殊殿的具体建造年代，学界曾有不同的讨论。莫宗江根据殿内辽代经幢的考证，认为殿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66年），是为辽代最早的木构建筑。此后，北京大学教授徐怡涛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殿与寺内辽代铁钟的铸造时间相仿，应为辽末天庆年间所建。根据近年天津大学团队的碳-14测年研究和殿内题记分析，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文殊殿建于辽中期，约1040年前后是其最重要的建造时期，而门窗则为辽末之物。这座大殿自建成之后，先后经历了元初、元中期泰定年间、明中期正德嘉靖时期以及清乾隆后期的几次修缮，但其主体木结构始终保持着辽代原貌。

2009年，阁院寺启动大修工程，此后一直处于封闭修缮状态。在这17年间，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持续对文殊殿进行系统性研究。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让阁院寺的价值逐渐被更多人认识。从发现之初只有少数古建筑专家知晓，到如今成为古建筑爱好者争相探访的目的地，阁院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被发现之路。

今年“五一”阁院寺正式开放后，涞源县文旅部门、文物保护单位历经长期筹备，在全方位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完善了游客服务、安全保障、客流管控等配套设施，目前严格执行每日1600人、每小时200人的限流措施，在保障游客游览体验的同时，守护文物安全。

修缮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