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墨：刺写在士兵身上的宋代军事统治秩序》

作者：[以] 乐永天

译者：刘婷

版本：新思文化丨中信出版社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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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战场会麻木人的神经，但也会放大某些细微的感知，让它成为记忆的烙印。许多年后，岳珂依然会想起少年时代行军途中那口井。那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参加开禧北伐的一名年轻军官。这场当朝执政雄心勃勃发起的恢复中原的北伐，最终以惨败溃退告终。撤军途中，暑气熏蒸，干渴异常，但当岳珂终于从井中拽上水桶时，却在水桶中看到了那个让他永生难忘的东西——几块漂浮在水上的人皮，尽管已经肿胀变形，但他依然能辨认出身上的刺墨文身，上面是这块所属部队的军号。这块皮的主人正是一名遭受了非人虐待的士兵。岳珂记下了这些溃败士兵的惨状，他们“皆伤痍，或无半体”，饮食中“多杂沙土”，但纵使是这样杂着沙土的饭食，也只是“旦暮给饭两盂，沃以炊汤”而已，却逼令他们负重暑行。于是，不堪其苦的士兵不是想方逃亡，就是设法寻死，“地多眢井，抑或赴死其间，每憩马一汲，辄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间以井满不可汲”，岳珂通过刺墨文身认出了那些不堪寻死的士兵，对刺墨，他肯定不陌生。他的祖父，被后世奉为大宋忠臣良将之首的岳飞，便以刺墨文身名著于世，当他遭秦桧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入狱时，他“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尽忠报国”这四字文身刺墨，成为百世传颂的英雄传奇。

刺墨，既是耻辱，也是荣耀。《刺墨》正是通过刺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讲述了宋朝那些同样惯常被忽视的底层普通士兵的人生与命运。刺墨原本是自诩衣裳华夏的中国之人对他们蔑视的所谓“蛮夷”的“断发文身”的习俗的记述，它从一开始便带有蔑视的印记，而中国王朝更将其作为刑罚，将其用在罪犯的肢体之上，作为标志其罪行的耻辱符号。诚然，在晚唐时代，一些市井无赖会故意在身上刺墨，文上佛教的天王或是挑衅的图画文字，以彰显自己的狂放不羁，但晚唐五代对手握重兵的将领来说，刺墨就像是给牛马打上的用以标记自己的主人的烙印一样，他们也给麾下的士兵强制刺墨，用以标识他们是自己的军事财产。

北宋在终结了五代的武人政治，将私人手握的兵权转移到了国家手上，但在开启文臣政治的同时，却也继承了五代将领对士兵刺墨的做法，将其继续施加在士兵的肉体上，标记着这些士兵从五代武夫的私人财产成为大宋的国有财产。但它也同样保留了对罪犯施加刺墨的刑罚，不仅如此，那些被刺墨的罪犯也常常被发配充军，成为宋代士兵的重要来源。于是，就像《刺墨》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自诩文治的仁政王朝，开启了一种新的军事等级制度与刑罚军事复合体。被刺墨的士兵在宋代社会中被打入另册，士兵经常被与良民对比，地位处于良民之下，甚至被当作同样脸上刺墨的罪犯一样对待。宋代为人熟知的那句骂人话“贼配军”就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五代的武夫乱世彻底拉低了士兵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无论是侵吞土地的攻伐，还是屠城焚掠的杀戮，士兵狰狞残暴的面目就像刺墨一样，深深文在了历史记忆的肌体之上，成为士兵形象难以洗脱的污点。于是，当宋朝以文治取代武力，承诺给百姓“太平”时，这些士兵自然也就成为宋朝君臣最忌惮的污名对象，国家需要他们对内充当打手，镇压民变，对外充当武器，守卫边疆，但他们作为政治工具的属性比起普通百姓更深更重，他们被视为不稳定因素，需要国家最强有力的人身控制，这让军队成了一个变相的监狱，而宋朝君臣也乐于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统统送入军队这一变相的监狱当中加以管束。这一点，即使是宋代最负见识的士大夫亦作此想。书中特别举出了南宋名臣洪迈的例子，当他发现临安的乞丐会对社会治安产生威胁时，便上书建议将这些乞丐中最易滋事的健壮之辈刺墨充当厢军，“军队已经被认为是控制社会中危险人群的理想场所”。

士兵本身就从五代乱世中留下了污名，宋代士兵的来源又加剧了这一污名，士兵的污名成了有宋一代无法洗掉的刺墨，因此，他们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歧视与打压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以怎样残酷的手段去压榨他们都不足为过。一如作者所揭示的那样，宋朝对于士兵来说就是一条“榨干士兵价值的流水线”，他们被投入工地充当国家的劳役，也被送上前线成批送死。在他们历经士兵生涯的死生流水线的压榨后，依然无法回归社会进行正常的生活，书中引用的一位名叫洪中孚的大臣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强壮的士兵可能会变成盗匪，而那些体弱者则可能再次成为朝廷的负担”，于是许多士兵一直到死都无法走出这条压榨他们价值的流水线，纵使他们发起兵变，向朝廷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即使得到暂时的妥协，却永远无法在制度上改变自己作为社会底层之底层的污名化形象与命运，他们脸上的刺墨是国家合法奴役的标志，终生不得洗脱，就像岳珂笔下井中的“文身之皮”，直到那不堪奴役的士兵身死，那奴役的标志依然留在他的肌体之上，不曾磨灭。

撰文/李阳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