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文物的8个坑，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器物坑”或“祭祀坑”。它们的形成原因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一大热点话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1号和2号坑，到2020—2022年新发掘的3号～8号坑，近40年来，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和推测多达十余种，从战争灭国到迁都祭祀，从权力争夺到法器失灵……种种可能，都指向某个重大事件，令人忍不住揣想真相究竟为何。

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结合最新的考古报告信息，深入纵览8个器物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三千多年前，古蜀人在三星堆进行了盛大恢宏的祭祀，或许是准备以“破釜沉舟”“抛家舍业”的勇气，助力周人推翻商王朝。

分组与分配

8个器物坑中堆满了破碎的宝物，仅有少数整体相对完好。这些大大小小的残片与“零件”，其中已有不少在修复过程中成功实现“跨坑拼对”，还原为更加复杂巨大的器物，令人们为之着迷，仿佛在看文物玩乐高。

将一件件本来完整的器物，打碎后扔进不同的坑里掩埋，看起来似乎粗暴而随机，也是引发诸多有关“灭国”等恶意破坏之猜测的原因。

1号坑与8号坑出土的铜人头像

但赵昊注意到：无论从8个坑的地理分布，还是从坑中物品的放置方式来看，都与仓促和破坏无关，而应该是有计划且从容不迫地进行的。

在仔细梳理了各类出土物件后，赵昊认为，古蜀人不仅给这8个坑两两分了组，还可能有针对性地采用了不同的分配逻辑，来决定各个坑内都填放哪些器物。

逻辑主要有两个：相似与互补。

比如2号和3号坑，以“相似”关系为主，两个坑均在坑底放置许多大中型铜器，玉器、金器的数量和类型也比较接近。

2号坑与8号坑出土的圆形金箔片

像7号坑和8号坑这一组，则以“互补”关系为主，区别主要是大小：8号坑里铜器普遍较大，7号坑里的铜器就普遍较小；7号坑里的玉器相对较大较多，8号坑里的玉器就相对较小且数量更少。

在“双坑小组”内部相似互补的同时，不同的组别则注重差异化。比如5号和6号坑这一组，完全没有整根的象牙，但在7号和8号坑这一组，每个坑里都密集堆放了两三百根象牙。

最彻底的决心

除此之外，摆放这些器物的过程也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了精心安排：先放入相对完整的器物，然后依次填放象牙和燃烧后的灰烬等物，最后用较纯净的填土将坑口掩埋。

对于大量细巧的小型物品，三星堆的古人更是安排得规规矩矩：海贝装进大铜罍、大铜尊等容器；象牙珠、小玉管等装饰物穿成一串串长链；菱形片状的铜眼形器叠成一摞摞，严丝合缝放入坑中……

最后一个重要线索是焚烧。种种迹象和研究表明，在将器物放入坑中之前，三星堆的古人应该是先在坑外给它们来了一场“火祭”，烧过之后再放入坑中掩埋。

颈部被焚烧至变形的铜人头像

这样一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进行的大型活动，无疑是一场庄严虔诚的祭祀。在这背后是某种不再回头的决绝——满坑满谷的宝物，显然不是短期集聚的财富，而是累世的积攒，全部的家底。

因此赵昊认为：这场祭祀意味着“对三星堆古城内最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场所的彻底放弃”，是不可重复的。

那必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才值得这样的决绝与奉献。

结合新的测年结果来看：三星堆器物坑的形成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12年之间，正处于商周王朝变革的关键时间节点附近。

2号、4号和8号坑出土的鱼形金箔饰

结合《尚书·牧誓》与《华阳国志》中有关周武王伐纣时得到了“巴、蜀之师”协助的记载，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关于彭州竹瓦街窖藏铜觯可能是蜀人伐商战利品的推断，一个大胆的猜想浮出水面——

蜀人决定不再效忠已统治了五百多年的商王朝，转而支持新崛起的周王朝。在做出这个关系到无数人身家性命的决定之后，他们用最高规格的献祭，祈求上天和祖先的保佑，然后出发，挥师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