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王佳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从小耳熟能详。可越王的越国都城究竟在哪儿？都城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只见于文献记载，一直缺乏考古实证。

绍兴人心里也揣着问号：脚下的这片土地，真是勾践当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兴之地吗？

直到2023年9月26日，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工程施工，工人们在地下四至六米处挖出了大型木材。后来，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战国黑陶豆、印纹硬陶罐、原始瓷杯……尘封2500多年的越国都城，被意外叩响了大门。

2024年至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越城区文物保护所，对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展开系统性考古发掘。今年4月底，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一次，考古的手铲切开地层，历史的真相破土而出。探方坑壁上清晰的白线——新石器时代、东周、汉六朝、唐宋元明清……一层叠一层，像一本翻开的史书，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实证了绍兴古城6000余年人居史、2500余年城市发展史，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活态样本送到我们眼前。

越国都城，找到了

要确认越国都城，城墙是最关键的证据。

与和畅堂路的车水马龙仅一墙之隔，位于塔山南麓的和畅坊挖掘区，已被考古大棚保护起来。在巨大的探方内，塔山和畅坊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鹏指出一道不寻常的痕迹。

那是一段东西走向的城墙遗迹，已揭露部分长达45米、宽达5米，由夯土墙体和横木基槽构成。

墙体底部埋藏着多层圆木，上面铺石垫土，层层夯筑——底部基槽所建的木质排水暗渠，由一根粗壮的树干掏空制成，至今仍可辨其形。尤为关键的是，城墙遗迹东侧有四个圆形柱痕。考古人员推测这是门道立柱遗迹，其位置恰好与《越绝书》记载的塔山“东南为司马门”高度契合。

“司马门”是什么门？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写道：“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宫墙之内，卫兵驻守，这道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是首次发现越国城墙遗迹，而且极大可能为越国的宫墙与宫门。”罗鹏说。

城墙之内，是怎样的光景？在距离塔山和畅坊地点400米处，站在稽中发掘区向下俯瞰，地下6米深处堆满了纵横交错、叠压铺设的巨型木构件，它们间隔分布，像一张张巨大的木筏铺展在地层深处。这就是构成越国宫台建筑基址的筏状木构基础。

“这种筏状木构基础在越国考古中首次发现。”稽中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彬说。南方多沼泽湿地，地下水丰富，土质松软，在这种地方修筑高台十分困难。古越先民想出了科学的办法，先铺设木构筏状基础，上面再放置矩形础板，础板中部立柱承接建筑压力——既能加固地基，更能有效防止沉降。

这套营建技艺，融合了南方传统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台基式建筑技术，是古代越人主动吸收中原文明建筑技术，创造出的“地下木构+地上台基”的独特范式。

如果说宫台是王权的象征，那么祭祀就是国运的支撑。

再回到塔山和畅坊，探方里插着密密麻麻的彩色小旗，标记着鹿骨、牛骨、鱼骨、龟骨……这些都是当时祭祀用的牺牲。

2025年，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高等级祭祀遗存——一座多层垒土祭台，台下纵横等距分布着32个规整的祭祀坑，坑内放置着印纹硬陶坛，坑口覆盖编织物。祭祀沟长42米、宽8米，沟内密布锡戈、印纹硬陶器，以及多种动物骸骨等。

这被认为是越王勾践“龟山炤龟”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越王曾在塔山（旧称“龟山”）上观天象、占国运。《吴越春秋》记载，文种献给勾践“伐吴九术”，第一条便是“尊天地，事鬼神”，借助祭祀凝聚人心、蒙蔽夫差，为复国积蓄力量。在国家几近覆灭的至暗时刻，勾践需要一个“天命所归”的精神符号，把人心聚拢起来。祭祀，就是他的答案。

会稽郡的“档案库”

越国之后，秦汉设会稽郡，越国故都完成了转型。然而，千百年来，会稽郡治、山阴县治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稽中地点的发掘给出了答案。考古人员在越国宫台建筑之上，发现了整体叠压的汉六朝官署建筑群，沿用着越国的台基和建筑材料。目前已确认4组大型单体建筑，布局规整，庭院、廊道、水井等清晰可见。这里还出土了一批带有文字的文物——“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守褒”封检、“山阴丞印”封泥……每一件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里是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官署所在。

“这解开了一个历史谜题。”李龙彬指着“会稽郡壁”铭文砖说道，秦始皇设会稽郡，郡治最初在苏州（吴县）。而这类特制的官署用砖在这里成批出现，证实东汉时期会稽郡已经迁到绍兴。有意思的是，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两种“会稽郡壁”砖，分别来自东汉和六朝时期，说明此地作为会稽郡署，延续了数百年。

尤为珍贵的发现，是出土的1200余枚简牍。简牍形制有竹简、木牍、封检、削衣，内容涉及行政公文、户籍名籍、法律文书、账簿、书信，甚至还有《仓颉篇》这样的蒙学课本。这是浙江首次科学发掘获得的郡县官方文书——几乎是会稽郡政府的整个“档案库”。

透过这批简牍，古代会稽百姓的人生徐徐展开。

有一枚三国时期竹简，工整地记录着一位名叫“冯次”的当地户民。那一年，冯次28岁，其母田氏，其弟昭25岁，兄隐54岁。这是一枚家庭户籍简，登记户主、父母、兄弟的年龄、性别、丁老身份，用于赋税徭役征发。

而三国时期另一位户民“吴某某”的简牍，则记载他时年二十九岁，已经娶妻。

当然，两枚简牍放在一起看，颇有些“古今对照”的趣味：冯次的户籍简上，详细列着母亲、兄弟，却没有妻子的痕迹——或许他尚未成家，也或许妻子未登记在此；而吴某某的简上，已是五脏俱全的小家庭。这就好像今天的我们，翻开同一本同学录：有的人在朋友圈晒猫猫狗狗，有的人则另立门户成了孩子爹妈。千年前的会稽郡如此，今朝的写字楼里亦如此——各自的人生进度条，从来不是同一套模板。

更有趣的是，吴某某家的一男二女，一家三口，可谓当时普通小家庭的“标配”。

不少人都以为，古代追求人丁兴旺，像古装剧中动辄四世同堂、一大家子几十口，实际上“三口”或“五口”之家才是平常的形态。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尹所辖区域共有195702户、682468人，户均约3.49人；长安县有80800户、246200人，户均大约3.04人。“吴某某”一家三口，正是当时基层社会最真实的生活切片。

在简牍之外，出土的汉六朝手工业遗存同样令人惊叹。大量甲胄、箭镞、铁矛及多种生产工具出土，多数甲胄表面带有镀锡工艺——这在国内冶金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塔山和畅坊地点还出土了五铢钱范、铜镜范、佛像范及“窑作”款青瓷罐，再现了汉晋时期这里作为会稽郡官营作坊，从事制甲、铸币、铸镜、制瓷等的繁华景象。

“重叠式”的城市演化

回过头看，从越国宫台到汉六朝官署，两千余年间，建筑技术一脉相承，城址未曾移动。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励指出，这种“重叠式”的城市演化，在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绍兴作为当时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和学术课题非常多，两处遗址的发现让学界首次触摸到了古越国的都城、秦汉会稽郡治的核心区，填补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探方坑壁上，从马家浜文化到明清的地层线层层叠压，清晰可辨——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史，浓缩于一处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记载和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赓续传承的辉煌历史。

越国当年的祭祀礼制，不但没有被岁月冲散，反而在后世的大禹祭祀中找到了新的生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亲巡会稽，并“上会稽，祭大禹”以示正统。此后历朝帝王亲行或遣官到绍兴祭禹，以此传承“大一统”的道统礼序。如今，公祭大禹陵被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祭祀活动，与黄帝陵形成“南祭大禹，北祭轩辕”的民族祭祖格局。

不久前的谷雨时节，春和景明，公祭大禹陵典礼在绍兴大禹陵祭祀广场举行，击鼓撞钟，奏乐献酒，祭舞随着《大禹纪念歌》萦绕于松柏常青之间。

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用同一套精神密码，把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血脉接续下来，让绍兴成为人杰地灵、文脉不断的宝地？

答案藏在地缘、积淀与流动这三重基因之中。

地缘因素，往往决定了一种文明的起点高度与延续长度。绍兴地处宁绍平原，南屏会稽山脉，北枕江湖水网，河渠纵横如织。这道天然的“山水屏障”既挡住了古代战乱的冲击，让早期越地文明得以安然孕育；又通过密布的水道贯通南北，使绍兴成为历史上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温暖湿润的气候，则把这里变成“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用丰饶的物产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与梦想。

积淀，是时间赐予绍兴的厚礼。距今约9000年的小黄山遗址、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已昭示着先民在稻作、制陶、建筑上的先进智慧。自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建城至今，2500多年来城址几乎未变，历朝历代的文化遗产如同岩层般叠加在这一方土地上，使绍兴成为一本摊开的立体史书。

流动与交融，则为这部史书不断写下新的篇章。西晋末年，北方士族南迁，中原文明与越地风物在绍兴相遇，催生了兰亭雅集与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唐代诗人沿浙东运河踏歌而行，留下1500多首经典诗篇，其中绍兴一地的作品就占了整条“唐诗之路”的一半以上。南宋时，宋室南渡，绍兴一度成为文化政治的副中心，宋韵文化于此生根发芽，文人巧匠汇聚如云。

“文化是绍兴最可宝贵的财富和最大的发展优势，也是绍兴城市的灵魂与支撑。”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何俊杰说，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到近代的鲁迅文化，众多特色文化贯穿起了绍兴数千年的发展史、形塑成了浙江文化最厚重的丰碑。

眼下，考古探索仍在继续。当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的秘密渐次展露，千年文明，就这样在地层叠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在代代人的守护接续中，飞向下一个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