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年,十一月,蜀地终于平定,东汉大业实现了名义上的一统天下。然而,虽然中原四海归心,但边疆仍旧潜伏着形形色色的势力:匈奴、西域诸国、乌孙、乌桓、鲜卑、高句丽,以及西羌、西南夷、交趾等。这其中,匈奴与西域诸国的局势最为扑朔迷离,成为东汉边防最令人头疼的挑战。
西域诸国在汉哀帝、汉平帝时期,由原本的三十六国逐渐分化为五十五国,内部战火不断,内讧连连,因此暂时对东汉王朝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东部的鲜卑逐渐崛起,迫使匈奴势力西移,影响着西域诸国与乌孙的局势。当刘秀统一天下时,匈奴再度恢复往日的威风。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栾提舆多次下令南下劫掠,河套一带的匈奴不断侵扰边民,甚至突袭至河东边境。面对持续的骚扰,刘秀果断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居民全部迁往常山关、居庸关东部地区,以防止百姓遭受更多伤害。 游牧民族作战风格独特,劫掠一阵便撤,回归广袤草原。因此,历代王朝对付他们不仅依靠武力,更多采用以夷制夷或迁民的策略。迁民之地若无人居住,无财物可取,游牧民族自然不敢轻易侵犯;再加上和亲、送财等手段,也可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刘秀迁民后,匈奴仍选择深入内地,侵扰上党、中山、上谷、扶风、天水五郡,令东汉陷入被动防御。 公元47年,匈奴单于栾提舆去世,由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然而新单于上任不久,内部诸王争权夺利,无暇南下劫掠,东汉边境因此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乌达鞮侯在位数月便去世,其弟蒲奴继位,北匈奴内部再次动荡,挛鞮比被立为南部单于,自号呼韩邪单于。 北部地区连续旱蝗,千里荒原、草木枯竭、人畜饥疫,三分之二兵力被天灾削弱。南北两大单于为了稳住局势,纷纷向东汉示好。蒲奴单于率先遣使求和,刘秀立即得到上书。随后,挛鞮比也派汉人郭衡献上匈奴地图,正式宣告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支。 公元49年,呼韩邪单于率四万多人南附东汉,驻云中郡。刘秀采纳耿国建议,借南匈奴以夷制夷,对抗东部鲜卑与北部北匈奴。呼韩邪单于统领南匈奴北击北匈奴,占领五原、云中、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迫使北匈奴北迁千里,狼狈逃窜。同年冬季,北匈奴蒲奴单于再次南下攻打呼韩邪单于。双方交战惨烈,蒲奴损失惨重,呼韩邪亦付出重大代价。刘秀趁机将呼韩邪单于本部迁至美稷(今鄂尔多斯),并派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严密监护,确保边疆稳固。此后,乌桓、鲜卑、高句丽相继被招降,东部边境危机暂告解除。 公元51年,蒲奴单于再次遣使求和,刘秀担心南匈奴叛变,果断拒绝。朝中大臣建议,利用东部鲜卑、乌桓、北方河西天水地区兵力夹击北匈奴,一举荡平北患。但刘秀考虑百姓久受战火之苦,决定暂不远征,以稳民心为先。 公元57年,刘秀驾崩,四子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公元72年夏,东汉国力强盛,终于出兵北匈奴,重开西域通道,恢复丝绸之路贸易。西域地理重要,不仅是通商咽喉,更是屯田良地。汉明帝征北匈奴,旨在切断其与西域联系,掌控西域经济,遏制北方游牧势力发展。 公元73年二月,东汉四路大军齐出塞外:太仆祭彤自高阙出发、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四路大军中,唯有一路收获最大。攻打游牧民族,速度至关重要,否则敌人可北撤,消失在茫茫山脉和草原之间。祭彤大军虽到涿邪山,却未遇北匈奴,被迫撤退;来苗进至涧河水,北匈奴全军北撤;耿秉追击六百余里仍无功。唯有窦固率军进抵天山,击败北匈奴王呼衍王,斩千余人,占领伊吾庐(今哈密),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地为丝绸之路西域襟喉,战略与经济价值兼备。窦固一役,不仅打通通道,也奠定东汉对西域的长期控制权,为后世中原与西域的互通贸易、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