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论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只是，真正把崩溃论推向大众、催生出各种衍生版本，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之后，崩溃论才被广泛传播开来，而且它常常被贴在那些体量庞大、内部可细分的政权或国家身上。针对中国的崩溃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诞生的。近几年，由于特朗普执政四年的胡作非为，尤其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再加上新冠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各种大气候、小气候交错叠加，使得美国在2020到2021年的局势异常糟糕。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崩溃论应运而生。

然而，实际上这种崩溃论难免有生搬硬套的嫌疑。苏联的例子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苏联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不过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联盟。维护这种国家认同本身的成本，就远高于一般的主权国家。从崩溃论的源头看，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危机这一概念——意思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最终会吞噬资本主义自身，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崩溃，甚至秩序瓦解。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总把20世纪的几次金融危机看作是这一总危机的应验，只不过马克思当年提出崩溃论，更多还是为自己未能领导革命寻找借口而已。

苏联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缓和对美关系，甚至放弃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国家目标后，苏联仍不断提起总危机，日复一日地宣称美国总有一天会因为总危机而解体。这套说辞从1960年代一直说到1990年代，而最终苏联自己先行解体了。这个例子生动得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想起一句网络梗：骗兄弟可以，别把你自己也骗了。崩溃论自诞生之初就带着一种自我辩护的意味，是一种自我麻痹、自我欺骗的产物——既然对手迟早会自我崩溃，为什么我们还要付出代价去战胜他呢？完全可以躺着等胜利，等对手自己垮掉。

这也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不再明确反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踢假球的原因。他们披着反资本主义的外衣搞沙文主义，把所有原本可以联合的力量都得罪光了。到1980年代，这种沙文主义激起的反抗者包括中国在内，甚至站在了美国一边，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以绞杀苏联为目的的实质同盟。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走向解体。而美国在1990年代面对是否彻底扼杀新中国这个威胁时，也推出了崩溃论，声称美国可以和中国放心地做生意，不仅能赚钱，而且越来越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会自我崩溃。

结果是，三十年后，美国不得不为三十年前的错误决策埋单。那时中国还只是一个区域性强国，而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成为比苏联更令人忌惮的对手。美国并非没有聪明人，兰德智库在1990年代后期的对华战争可行性报告中就指出：一个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海上运输、经济增量主要基于此、未来将从对外贸易广泛获利的中国，尽管拥有庞大陆军，但实际上是海权国家。任何海权国家，迟早会与美国爆发严重冲突，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当时，这种警告都被七块论等针对中国的崩溃论噪音淹没。既然有苏联和美国的前车之鉴，如果盲目相信美国崩溃论，结果恐怕不言自明。

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层面的总崩溃是否真的会发生，而在于崩溃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借口。别看普京说美国走苏联老路，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的卖国行为辩护。如今俄罗斯陷入泥潭，最大的责任人正是普京——是谁在2024年拒绝干涉乌克兰，让乌克兰局势糜烂？是谁口口声声反对北约东扩，却心里想着一步到位把俄罗斯也纳入北约？再完美的表演、再所谓的强人政治，也掩盖不了苏联与俄罗斯在国家文化上的劣根性：自我欺骗、指输为赢。要不是中国接盘，收拾烂摊子，俄罗斯现在早就期货死人了。

美国崩溃论或许有可能成为现实，但绝不可能复制苏联的老路，因为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决定了结局不同。苏联的问题在于缺乏本位思维，缺乏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比如苏联时期，很多科研成果能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并不是因为学术上多么出彩，而是因为情报部门发现美国在搞类似技术。结果就是，苏联永远只会跟随美国，从不主动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死后愈发明显。像飞机隐身技术，苏联早在1950年代末就有了初步认识，明确了隐身飞机所需的外形设计方向，但高层并未重视，也没投入足够资源。等到美国真正投入研发，苏联才匆忙翻出二十多年前的老资料，重新研究。跟随式的发展模式，让苏联根本无法解决本国特有的问题，1980年代的经济困境，其实都是早在1950年代就埋下的隐患发酵的结果。概括来说，独立自主至关重要，而苏联从未理解独立自主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永远只是模仿美国，结果自然永远落后。

1980年代，苏联面临的危机和经济问题，美国其实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也经历过类似困境，但美国能解决，苏联却只能用休克疗法自毁。甚至面对中国的价格闯关，苏联都觉得那算得上正面经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历史上继承了英国-昂撒系国家的长期领先地位，形成了最强的本位思维和独立价值观。这意味着美国能够自我评判、掌握价值观体系，时刻提醒自己正在做前人未做的事，不会因无关紧要的损失而动摇。这种本位思维确保了美国社会的竞争力。

这种思维的极端体现是，美国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死去的一百多万人质疑国家制度——在他们的社会里，这只是优胜劣汰的一部分，是价值观的自然体现。他们不会因此动摇，也正是这种价值观，赋予美国强大的社会竞争力。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内部损耗过大。国内族群结构的变化、白人比例下降，使得国家难以维持高水平动员应对外敌。同时，美国国家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红利之上。一旦失去绝对经济优势，内部无法通过经济分配满足民众需求，合法性就会迅速崩塌，这与苏联截然不同。

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这种逻辑，因为中国作为统一国家存在将近两千年，我们习惯将统一国家视为理所当然，无需任何逻辑证明。但对于历史相对短暂的国家，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公共体，需要回答为何要认同国家？的问题。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基础是钱，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不用向英联邦缴税，这意味着认同美国能带来经济利益。后来，美国试图通过人种、宗教、语言等方式重构更稳固的国家认同，但多次失败，至今美国的国家认同仍然依托于钱。

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必须强力维持国内经济增长，保持大量廉价商品输出带来的低通胀，维持大房子吃不完的牛排的美国梦。若通胀上升，必须通过消费刺激和发钱维持经济。对美国而言，经济是核心，其他都可置于次要。苏联则不同，其政权合法性最初建立在反资本主义上，经济发达与否并非首要问题，而加盟国多为穷国，民众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晚清。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比西方穷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真正让苏联高层在1980年代破防的，并不是经济停滞，而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苏联。叶利钦访华时，看着北京便利店和肯德基，再对比国内排队买商品的景象，他们彻底坐不住了。落后西方可以理解，但被当年还依赖苏联援助的中国甩开，这让苏联难以接受。今天的美国，无论产业空心化还是过度消费，仍掌握大量高附加值产业和优越经济地位，这保证了可预见未来，美国的经济仍可维持。

无论国家实力是否衰退，只要国内经济没有明显停滞，维持稳定并不困难。至少拜登执政两三年，比特朗普末期的情况改善不少。至于国内各种问题、千疮百孔，现代国家哪一个没有？不是问题多就无解，也没有国家的维系成本低。真正的挑战是能否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独立自主道路，建立独立价值体系，明确对错，明确应坚持的原则。这些比纸面上的经济指标更重要。只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才能有长远战略，否则连对错都不清楚，哪来的战略？只能靠短期决策发展，活得永远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