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在《九州春秋》中对三顾茅庐进行了明显的贬低，而在《战略》中，又将诸葛亮描写成一个擅长权谋的人。在《九州春秋》一书中，还存在对孔融的负面叙述以及对孙吴君臣关系的贬损，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司马彪解读三国史时的立场与倾向。

从后续的史料来看，陈寿与司马彪在叙述孙权与鲁肃面对曹操南征的君臣互动时存在明显差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中记载：当孙权得知曹操意欲东征之时，众将都劝其迎敌，唯独鲁肃沉默不语。孙权起身更衣，鲁肃紧随其后，孙权于是知其意，握住鲁肃的手问：卿欲何言？鲁肃答道：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面对这种主降的舆论压力，孙权虽心理难免郁闷，但在意欲更衣时看到鲁肃紧随其后，便已心领神会，说明君臣之间在此战与降议上已达成默契。然而在裴松之注引《魏书》和《九州春秋》时，却描写曹操征荆州，孙权大惧，鲁肃极力劝权拒曹公，还激烈言辞以警告孙权，导致孙权勃然大怒，甚至意欲斩杀鲁肃。最终在鲁肃的劝说下，孙权才同意派兵助刘备。

陈寿笔下的君臣情谊深厚，在王沈与司马彪的笔下似乎荡然无存；鲁肃甚至需要激怒君主才能提出劝谏，孙权则因此大怒欲斩之。这条史料显然带有虚构色彩，裴松之在续征中引用孙盛《吴书》和《江表传》指出，鲁肃初见孙权即提出拒曹公的策略，并观察刘表之死后的形势，无须再通过激怒君主的方式劝迎曹公。且当时劝迎者众，不存在所谓独欲斩肃的情节。

司马彪在解读诸葛亮相关事迹时的做法并非孤立，显示出他多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出发来建构三国史。这些史料源自曹魏官方史籍王沈《魏书》，背后可能隐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编史意图，不难理解。

回顾陈寿与诸葛亮的关系问题，从北方史籍如《魏略》与陈寿《三国志》对照来看，陈寿的叙述无疑偏向正面，甚至有人怀疑他在书写历史时有党蜀之嫌。但后世往往批评陈寿贬抑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例如南宋萧常在《续后汉书》中写道，陈寿因家世和仕途不顺，对蜀汉君臣心存怨恨，因此书中有诋讪之处；周必大亦在序言中指出，陈寿身为蜀人，仕途屡遭挫折，对诸葛亮父子心存不平，才有可能在史书中对蜀汉偏颇。但这些说法多基于传闻和揣测，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至于陈寿是否抹煞诸葛亮的奇谋功绩，李则芬等学者指出，诸葛亮的卓越功绩多被陈寿轻描淡写，唯有斩王双、张郃等事实无法忽略才被记录。黄溍也认为，陈寿不载录诸葛亮的正面史料，既有忌讳当朝的原因，也可能含有私愤。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诸葛亮的骏功伟烈是否真正得到评价，往往是在陈寿去世后才逐渐显现。

关于陈寿挟怨报复诸葛亮父子的说法，多位学者如周必大、萧氏父子持类似观点，但实际上存在误解。陈寿仕途不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反抗宦官黄皓，体现了他对蜀汉的忠心，而非单纯报复。元代苏天爵、赵居信及明代赫瀛等学者也指出，所谓仇蜀说多有夸大之嫌，其言论积非成是。唐初史籍《晋书》中关于陈寿与诸葛亮父子之争，也是通过或云的方式引用杂说而形成偏见。清代朱彝尊与王鸣盛等人亦认为，《晋书》多引杂说，存在误导。

魏晋时期三国史的兴盛，为东晋时期的史家提供了扭转帝魏论述的契机。东晋臣民意识到贬抑权臣的重要性，通过批判历史来建立合法性的舆论氛围。例如袁山松在《后汉书》中描写献帝在危乱中的无助与曹氏篡权的历史事实，隐约反映东晋对曹魏正统地位的省思；孙绰在评论蜀汉谯周劝降刘禅时，也表达了对正统观的独立思考。 从三国正统观的角度看，虽然陈寿未明确承认蜀汉政权取代曹魏的资格，但其对曹魏正统的认定，以及对蜀汉的记述，显示出其历史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过度批评陈寿，未免苛刻，他在三国史的发展脉络中处于中间的转折位置，已尽力平等对待三方势力。 关于陈寿仇蜀说，其最早源于东晋史家王隐，其著作《晋书》中记录了陈寿与诸葛亮父子的恩怨，并对诸葛亮的应变将略做出带有偏颇的评价。东晋史家的著作对后人理解陈寿《三国志》中诸葛亮形象的正面或负面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者在旧作中提及陈寿仇蜀说，并说明裴松之在《诸葛亮传》中多次引用王隐、习凿齿记载诸葛亮骏功伟烈的史料，这确实是导致陈寿被误解的重要依据。清代康发祥曾指出，《裴注》补充的蜀汉史料仍不完备，《华阳国志》中亦有相关证据，可见早期史料尚不齐全，这为理解陈寿对蜀汉与诸葛亮的记述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