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刊发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道，以考古遗存直观呈现秦始皇“事死如事生”的精神诉求。2025年6月以来，光明日报率先披露新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则印证了秦始皇晚年遣使远赴昆仑、寻访长生之药的史实。此二者遥相呼应，一为身后秩序的建构，一为现世长生的追寻，同属秦始皇晚年围绕“不朽”的重要决策。

依托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秦史研究诸多模糊议题得以持续深化。新见秦刻石“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采药昆仑”一语，虽文字简省，却完整承载了使者身份、遣使性质、使团构成与使命指向等核心信息。

本文以石刻文本为核心，结合秦汉遣使制度、秦代爵制及相关文献与出土材料，对“皇帝使”的制度内涵、五大夫爵的身份属性及臣翳的角色定位进行考释，在现有史料框架内，对秦代边疆遣使、皇权运行与秦始皇求仙活动展开讨论。总括而言，“皇帝使”或系“皇帝使持节”省文，代表皇权直属的专项使命；五大夫爵为中高爵级，具备统领使团的资格与武力基础；臣翳身份与秦博士高度契合，可审慎推定为以博士官领五大夫爵的复合型官员。

“皇帝使”与秦代遣使制度

新见秦刻石开篇所见“皇帝使”，研究者大都以“始皇遣使”论之，视为秦代遣使巡行制度的体现，但对其制度内涵多未作展开考释。依诸秦汉典制，此处“皇帝使”当系“皇帝使持节”的省略，特指由皇帝直遣、持节行权、代表皇权执行专项使命的特使。

《周礼·地官·掌节》载：“门关用符节。”“节”，又称“使节”，与“符”合称“符节”，作为皇权象征与使者行权凭证，其制度功能于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中均可征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央以遣使巡行、持节专命等形式将皇权延伸至边地，遣使制度已成为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重要构成。秦代出土材料中关于“符节”的记录较多，如“南郡用节不绐时，令□”（龙岗秦墓竹简，214号简）“关，关合符及传书阅，入之”（龙岗秦墓竹简，5号简）“诸侯客节来使入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03号简）“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战国秦·新郪虎符铭文）

左图为龙岗秦简214号简；右图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03号简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解诂》均明确“节”为皇权象征，使者持节即拥有承制行事、通行关隘、征调地方的合法权威。《西汉会要·使外国》载武帝天汉元年“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汉书·冯奉世传》载“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清晰呈现出西汉遣使制度中使者持节、配备副使与随行的使团人员构成。《西汉会要·矫节》所录周勃持节入北军、刘章夺节驰斩吕更始、汲黯持节发河内仓粟等事，则从多角度讲述了持节行权的制度。上述西汉制度史料虽时代稍晚，然汉承秦制，其制度内核可资逆推秦代“皇帝使持节”的基本形态。

回归刻石语境，“皇帝使”三字揭示臣翳西行采药乃秦始皇亲授使命。其深入羌中、远抵河源之行，已远超常规行政管辖范围，非持节不足以保障行动的顺利实施。此次遣使发生于始皇三十七年，适与同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形成东西双向展开的呼应之势，共同构成始皇晚年长生诉求的官方实践。该石刻不仅是秦代中央遣使边地的直接物证，亦为考察秦始皇求仙活动的制度化特征提供了关键史料，同时为追溯西汉遣使巡行制度的渊源保存了珍贵的秦代样本。

“五大夫”爵制及其统辖职能

释文“五大夫臣翳”是考析使臣身份秩级、统辖资格与使命之关键线索。《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二十等爵制，五大夫位列第九级，属中高爵位。《商君书·境内》记其“税邑三百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载汉初“五大夫秩比八百石”，具备承担重要差遣、统领随从之基本条件。

《战国策·魏策四》载信陵君欲招缩高“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可知战国时有五大夫爵位与持节尉职任相兼的案例。秦统一后，军功爵秩由军事征伐向行政治理延伸，五大夫爵级也出现向边疆事务、专项使命拓展的需求。

关于秦爵权限，《汉旧仪》《爵制》均有记述。据《爵制》所载车战编制，兵车一乘凡75人。五爵大夫主1车，属36人；六爵官大夫领车马；七爵公大夫领车马兵。九爵五大夫作为中高爵级，具备统摄低爵军吏之权限。据此推断，五大夫统辖规模当是兵车一乘为单位的倍数级。使团虽非军阵，然秦代爵级所蕴含的统属关系与身份等级，可资还原臣翳使团之规模。

复检《西汉会要·使外国》所录天汉元年苏武使匈奴事：“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募士斥候百余人俱。”苏武以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持节出使，使团规模达百余人，与五大夫翳使团在身份秩级与人员规模上两相参照，臣翳爵级稍低，其使团规模亦当具备相当人数，方足以构成深入羌中、远抵河源的行动保障。

《西汉会要·使外国》书影

臣翳以五大夫爵受命为皇帝特使，形成双重制度支撑：“皇帝使”赋予皇权直属之行权合法性，“五大夫”爵位则为其统领使团、保障行程提供身份依据与武装基础。然爵位与职权之外，臣翳何以能“将方技”而行采药之事，仍需从其职能背景作进一步考析。

“将方支采药昆仑”与臣翳身份的综合推定

刻石“将方支采药昆仑”之记载，明确了臣翳的核心使命与业务指向，也为其身份的综合推定提供了关键依据。“支”通“技”，“方技”在此语境中专指方士群体及其掌握的求仙制药之术，与“采药昆仑”结合观察，此处所采之药不能以世俗可采得的药材、药方来推论，而应明确专指方士动用方技获得的“不死之药”“神仙方药”，否则不需要“将方技”，而是“将医官（太医令丞）”。秦代方技涵盖医药、养生、神仙术等范畴，与秦始皇晚年求仙诉求高度契合，《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廷征召方士、遣使求药诸事，均可与石刻内容互证。统领方技、执行边地采药专项使命，既需皇权授权与爵位权威，亦需匹配的知识与职能背景，臣翳身份因此也呈现出复合型特征。

《汉官仪》载“五大夫比博士”（雷虹霁、潘守永主编《历代职官文献集成10》，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第411页），揭示五大夫爵在秩级及身份规格上与博士制度的对应。秦博士掌通古今、参议朝政，兼及祭祀、方术、医药诸领域，其职能与“将方支采药昆仑”完全适配。高诱注《淮南子·道应训》：“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为秦代方士任博士、奉使求仙之确证。葛志毅《汉代的博士奉使制度》一文，更系统揭示博士奉使在西汉已为成熟惯例，与臣翳之遣使模式形成互证。根据廖伯源著《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一书中对文献所载秦汉使者122类官衔的统计数据，以出现频次与人数计，博士居前6位，而其秩比待遇又与五大夫爵匹配度最高。这为臣翳以博士身份奉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史佐证。

秦博士是始皇出巡队伍构成中的顾问之官，卢敖即为“求神仙”之方士博士。臣翳西行采药，卢敖东向求仙，二人同为皇命使臣、同奉求仙之命，一西一东，形成秦始皇求仙布局的地理呼应。卢敖以方士拜博士，是秦代“方技入仕”之例。

综上，臣翳以五大夫爵统领方士、持节涉边，其身份与秦博士高度契合，据此可审慎推定：臣翳具备秦博士身份，以博士官领五大夫爵，受诏为皇帝使持节出行，兼具皇权特使、高爵官僚与方技事务主持者等多重角色。

新见秦刻石以极简文字构建起“皇帝使——五大夫——将方支——采药昆仑”之完整史料链条，不仅补证秦始皇晚年求仙活动，更为考察秦代遣使制度、爵职关系与博士职能提供了鲜活个案。该石刻清晰展现始皇遣使之制度逻辑：以皇帝使持节确立采药行动之权威性，以五大夫爵级提供统辖与武力保障，以博士职能匹配方技采药之专业支撑，最终完成兼具方术诉求与边疆经略双重内涵之专项使命。

臣翳具备秦博士身份之推定，可为秦博士群体研究提供新的史料补充，也是秦代方士任博士、奉使求仙之又一实例。田静《秦代的博士与博士制度》中提及，传世文献载秦始皇置博士70余人，后世可考姓名者仅17人。若前文推定成立，臣翳可视为目前可考之第18位秦博士。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秦博士的姓名与事迹资料，亦有助于重新认识秦博士之职能边界与活动范围，证明秦博士非仅局限于朝堂议政，亦可受爵、持节、统领方技，远赴边地执行专项使命。

综上，通过新见秦刻石文本与秦汉制度、传世文献互证考释，可对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一事形成完整认识。刻石所见臣翳，极大可能系兼具皇帝使持节、五大夫爵位与秦博士身份之复合型官员，其西行采药为皇帝亲授之官方专项活动，融合长生追求与边疆经略双重内涵。

该石刻作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一手的实物资料，为研究秦始皇晚年政治活动、皇权运行模式与边疆治理形态提供了珍贵佐证，亦为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研究秦史提供了典型样本。当然，臣翳博士身份的推定，系基于制度逻辑的推断，尚有进一步印证的空间。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5月18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