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公元3世纪至6世纪，是古典文明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那时，帝国如同飘摇的巨轮，在蛮族的狂风骤雨中渐渐倾覆，仿佛预告了中世纪的到来。公元316年，匈奴人连连攻破洛阳与长安，俘获了中原两位皇帝，使北方陷入五胡之手；大约一百年后，西哥特大军横扫意大利，罗马城遭到洗劫；455年，汪达尔人跟随其后，蛮族的铁蹄踏入帝国心脏；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斯被日耳曼人废黜，西罗马帝国走向终结。与此同时，印度半岛上的笈多王朝也未能幸免，古典文明的辉煌如流星般陨落。

在这片笼罩黑暗的时代，东西方都涌现出一批渴望重建文明的人物。东方的杨坚在589年建立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使儒家文明得以复兴；而西方的罗马人却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伦巴人将拜占庭势力赶出意大利半岛，使西方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东方文明却因隋朝的崛起而得以延续。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若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他们会感到极其舒适与自在。唐朝的景象与汉朝大体相同，语言、儒学、祖先崇拜以及行政体系几乎无异。 然而，西方却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古罗马人在法兰克王国复活，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由蛮族建立的国家，人们不讲拉丁语，还信奉曾经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衣着由宽袍改为上衣与裤子，帝国的中心不再在意大利，而是迁至昔日高卢。中国的长安与洛阳依旧是首都，文化传承得以保存，而西方则失去了这种延续性。因此，西方学者认为隋朝的统一对中华文明延续至关重要。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恢复了独特的历史进程，与汉代如出一辙。然而，传统中国史学家往往淡化这一成就，要么将隋朝视作唐朝的铺垫，要么批评隋文帝夺权手段凌厉，似乎其历史功绩不足为道。清代的戴翼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大多经历了艰难的奋斗。商汤与武王积功数世才得以起兵革命；秦始皇历经六代统一全国；汉高祖、光武帝出身布衣，亲自领兵沙场，多次冒死取天下。而隋文帝杨坚的夺权过程，表面上似乎顺理成章，显得过于轻松。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这种说法虽有争议，但杨坚夺权的难度，至少比王莽、赵匡胤、忽必烈，甚至清代顺治帝都不低。

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并非仅凭偶然。他的计划早已深思熟虑。《资治通鉴》对杨坚夺权的记述略显简略，仿佛他的皇位是郑译、刘昉等人送来的。公元578年，周武帝早逝，其子周宣帝继位，杨坚成为国舅，并因讨陈之战被任命为元帅掌握兵权。大军尚未出发，周宣帝却突然暴毙，郑译、刘昉篡改遗诏，把杨坚列入顾命大臣名单。周静帝登基后，杨坚迅速掌控朝政，半年后晋升相国，封隋王，次年二月篡位称帝。表面上看似偶然，但《隋书》中记录的细节显示，杨坚的夺权早有谋划，绝非仓促而为。

从《隋书·高祖纪》中可见，杨坚自幼才貌出众，引起历代北周皇帝的戒心。周太祖曾叹：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周明帝命人看相，却讳言其潜力。周宣帝继位后，更频频恐吓杨坚，甚至想置其于死地。杨坚明知危机四伏，只能另辟蹊径自保。《隋书·宇文庆传》显示，他私下判断，皇帝短命、诸侯无能、武将不济，北周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隋书·郭荣传》进一步表明，杨坚早有取代北周自立为帝的打算。历史真实的画面是，杨坚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加速了自己的谋划，策动郑译为其夺权提供便利，并巧妙拖延入陈战事时机，最终掌控朝政，未遇实质阻力。 夺权之后，杨坚面临内外交困：尉迟迥举兵勤王，司马消难叛投陈朝，益州总管王谦自立为王，北周几近土崩瓦解。杨坚不得不四处平叛，同时应对宫廷暗杀。《隋书·元胄传》记录，杨坚曾被宇文招设伏，幸赖元胄和李圆通保护才脱险。随后，韦孝宽、王谊、梁睿等将领平定叛乱，杨坚稳固了北周核心，继而对宇文氏实施清洗，并恢复汉人姓氏，完成对北方的彻底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