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宋濂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心思全都倾注在学问研究上,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学人。元朝末年,他已是声名远扬的大学者,连元朝统治者也想借他的名声笼络天下士人的人心,于是计划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然而,宋濂清楚地看透了元朝统治的腐朽与短暂,再加上他本无意追逐官位,便以父母年迈需要赡养为由婉拒了朝廷的征召,躲入龙门山,潜心著书立说。然而,这份清醒并未能在他心中长久坚守。当朱元璋崛起时,那份早已沉寂的匡扶天下的理想之火又被重新点燃。 在皇帝身边的十九年里,朱元璋对宋濂颇为器重,不仅让他担任高级幕僚、充当顾问、负责起草文书,还兼任太子的经学老师。朱元璋常向宋濂请教治国之道,而宋濂也知无不言,用天下以人心为本等儒家大道理开导皇帝。朱元璋对他的重用更体现在承诺上——让宋家世世代代为大明效力。他亲自任命宋濂的次子为中书舍人,长孙宋慎则在殿廷仪礼司任职,祖孙三代同时身处朝堂,荣耀至极。
然而,蜜月期过后,朱元璋对宋濂逐渐生出不满。朱元璋本性残暴,认为唯有以强权政治和严刑峻法才能维持天下安稳,而宋濂推崇儒家仁厚之道,主张以宽仁治国。朱元璋不仅坚持自己的治国方略,还希望子孙延续,而太子朱标在宋濂的教导下,深受仁政理念影响。朱元璋在审理案件时,特意让太子复审,原本意在考察其能力,但太子却将重罪减轻,这让朱元璋勃然大怒。他气呼呼地询问御史:朕与太子谁正确?御史无奈,只得答以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递减,心之诚也,暗自掩饰。朱元璋清楚太子宽仁之道皆出自宋濂,因此对宋濂更加痛恨。可惜书生宋濂仍浑然不觉,仍在大力弘扬他的异端学说。 洪武十年(1377年),年事已高的宋濂以辞官还乡为由,请求朱元璋允许退隐。朱元璋巴不得他早日离开朝堂,便爽快地批准了。然而,真正的退休生活并未让宋濂安心,他虽离开朝堂,但心系国家大事。他回乡时,朱元璋写下了一首饱含深意的送别诗,其中两句格外意味深长: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这意思再清楚不过:回家养老吧,国家事务不要再操心。然而迂腐的宋濂却不明其中深意,反而回赠朱元璋两句:虽然我回老家了,但每年秋天,我还会回来看看的。这一不识时务的回应,无疑让朱元璋心生厌恨。 更令朱元璋恼怒的是,宋濂退休后仍以老师身份写信给太子,继续传授仁爱理念。并且,他每年仍回京朝见,把朱元璋迹应稀的警告置若罔闻,这使朱元璋对他更加不满,心中一直酝酿着报复之计。终于,机会自己送上门来——胡惟庸谋反案发生后,朱元璋展开追查,誓要剿除胡党分子。追查过程中,宋濂的孙子宋慎被牵连,被定性为胡党分子,次子也被株连而死。宋濂虽已退休,却仍未能幸免——朱元璋派人将他押至南京,戴上枷锁,准备处死。此刻,不知宋濂是否忆起当年朱元璋的承诺:让其子孙世世代代为朝廷效力。 太子朱标得知后,悲痛欲绝,哭着向朱元璋求情,但朱元璋铁心不改。太子甚至欲以自尽相逼,仍未能打动父皇。最终,马皇后出面劝说,朱元璋才打消处死宋濂的念头,改判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茂州距离南京千里之遥,还要一路戴着刑具行进,对于七十余岁的宋濂而言,无异于死刑。结果,才行至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地界,宋濂便病倒,最终在流放途中去世。表面上看,宋濂之死似乎因孙子被牵连而起,仿佛若胡惟庸案未发生,宋慎未被定性,他便可安然无事。但实际上,胡惟庸案只是朱元璋清算宋氏的借口,即便未发生此案,皇帝仍会找到其他理由加以清算。如果当初,宋濂能看清官场险恶,在朱元璋请出山时坚决不为所动,继续隐居龙门山,或在皇帝提议让其子孙入朝为官时果断拒绝,又或效仿汉代张良名成身退,便能善终。可惜,他未能做到。据说,退休后的宋濂也曾感叹: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他领悟得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