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南花花公子张奎芳，纨绔子弟到巨匪；留下绰号多年无人能猜透
匪患猖獗的时候，寻常百姓深受其害。对土匪们的恐惧更是到了极点，乃至不敢直呼其名。
在东北土匪称“胡子”；到了山东就变成了“响马”；河南称“趟将”；四川叫土匪“棒老二”；在沧州南部和鲁北沿海地区，称呼土匪“三儿”。
当地最著名的“三儿”，非张奎芳莫属。
张奎芳名宣，字琪梅，号奎芳。名字听起来有些文绉绉的。他还有个更出奇的绰号“玄武夹子”。
至于这个绰号，诸位看官先品一品，就能晓得其中含沙射影，似捧实贬的真正含义。
张奎芳又是字又是号的一大堆，实在是因为他家是不折不扣的簪缨世家，书香门第。
自从明代嘉靖年间张淮中了进士以后，到清末张之万、张之洞兄弟，期间张家好像拿到了科举考试的密匙，进士不计其数，状元、探花也出了好几个。就是和张奎芳同村同年的张继，也在“国民政府”中做了高官。
家住南皮孙清屯的张奎芳，简直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虽然他已经有了四个哥哥，可并不妨碍他父母对小儿子的溺爱，从小就给他配备了保姆、书童、使唤丫头、教师、教头、保镖等等将近二十人。
这些人见了张奎芳，都要毕恭毕敬地称“五少爷”。
“五少爷”出门，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张奎芳的父母想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全才”，可张奎芳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教他念书的先生，被顽劣异常的张奎芳气走了不知多少个。
倒是教把式（武术）的教师，张奎芳都格外尊重，沧州是著名武术之乡，教过张奎芳武艺的，至少不下三十个。
不过所有教过张奎芳的武师，都一直断言这孩子练不出来，他不能吃苦，还太好色，十四五岁就妻妾成群了。
张奎芳17岁那年冬天，被沧县捷地匪首“睡不醒”（满新利）带人劫走做了人质，向张家索要一千大洋的赎金。
张奎芳一听就不乐意了，堂堂的张家五少爷才值1000大洋。
于是他跟“睡不醒”说：你把我送回去，我给你们盖个寨子，每月给你们发1000大洋。你看怎么样？
“睡不醒”知道张家有钱，可他没见过多大世面，1000个大洋在他眼里就是个天文数字了。“睡不醒”说：你别骗我，拿钱放人，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正说着，张家拿钱来赎人了。一共来了6辆马车，除了管账先生一个男的，剩下的都是丫鬟婆子，她们看到张奎芳，一拥而上，嘘寒问暖，生怕五少爷受半点委屈。
“睡不醒”和手下几个土匪被惊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张奎芳意犹未尽，抓住“睡不醒”的脖领子一个扫堂腿，“睡不醒”重重地摔在地上。
虽说张奎芳武艺不怎么样，可毕竟练过，再加上他从小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付几个不成器的土匪，还不在话下。
张奎芳擦了擦手，将要上车时，对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睡不醒”说：“怎么样，跟我走吧，包你不吃亏”。
就这样“睡不醒”和几个手下，都跟张奎芳回了孙清屯。
本来“睡不醒”想让位给张奎芳，可他坚决不干。堂堂的张家五少爷，当土匪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不过张奎芳也没亏待“睡不醒”他们，在孙清屯村西有十几亩坡地，上面松柏密植，传说是座古墓。
张奎芳在坡地上大兴土木，挖壕沟建围墙，在密林中盖了十几间青砖瓦房。房子建好后，张奎芳给它取了个名字“花寨”。然后请“睡不醒”他们住了进去。
张奎芳的4个哥哥都在外地做官，不甘寂寞的他，也想到外面去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于是跑到上海滩混了几年。结识了青帮大佬张仁奎。
张仁奎和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是至交好友，而张继是张奎芳的堂兄，所以张仁奎对张奎芳青眼有加。
还有一说，张仁奎和张奎芳是同族，张仁奎在新军时，得到张之洞的器重，而张之洞的子侄辈，名字中都要有个“仁”。
反正无论如何，张奎芳也加入了青帮，而且辈分很高，是“大”字辈。
张奎芳在老家是豪富，可在上海他什么也不是。就算是有钱，在别人眼里也是“土财主”“暴发户”。
1921年，兴趣索然的张奎芳，卖掉在上海的房产，带着成群的妻妾，包了一列火车，回老家去了。
回到老家，张奎芳终于重新找到了当“大佬”的感觉，他把在上海滩学来的那套尔虞我诈的把戏使了出来。三教九流，广收门徒，其中不乏军阀里的高官。
与此同时，他无意中收留“睡不醒”等匪徒，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方圆几百里内的匪首，都知道张奎芳的大名，称赞张五爷“急公好义”“仗义疏财”。给他取了个“赛公明”的绰号。
张奎芳对这个绰号很不满意，宋公明杀小妾，毒死李逵，根本不值得效仿。至于赵公明，虽说他是财神，可死得太惨、太憋屈，是不折不扣的冤大头。
土匪们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被张奎芳骂了一通，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这件事。
1921年春天，宁津县著名的匪首刘子起，被直系军阀追剿，走投无路，便在大柳镇绑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儿，送给张奎芳做妾。
张奎芳把刘子起安排到“花寨”中躲起来，躲过一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地比较出名的匪首丁高山、马营长、“没耳朵”、“韩三姐”等二十几伙土匪纷纷前来投奔。
每一伙土匪，都会送一两个美女给张奎芳做“见面礼”。
而张奎芳来者不拒，他居住的孙清屯村“花寨”，俨然成为方圆数百里以内最大的土匪窝点。
兔子不吃窝边草，土匪们不敢骚扰孙清屯附近的村庄，可稍远一些的村庄就倒了大霉。
仅1921年8月4日一天，刘奇家、大商家、兴隆淀等5个村庄，都遭到土匪抢劫。
第二天，刁公楼、丈二桥、潞灌等村又遭到土匪洗劫。
8月28日，莲花池村警察局遭土匪抢劫，长短枪30多支都被土匪抢走。
几天后，王公良、龙门寺、唐家务、龙堂等数村又遭到土匪抢劫，20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
9月，包括潞灌、宁津县大庄、东光县果头村等70多个村庄，遭土匪洗劫，被杀村民200余人。
十月小杨家、郝庄、马村、焦山寺、盐山河堤口、康屯、宁津县长官、后魏、东光县大刘、后高、沧县刘家庙等220余村遭土匪洗劫，打死村民300多人，绑走人质500多……
匪患越来越猖獗，直到1922年2月，突然安静下来。
原来匪首们想干票大的，他们率领三四千名土匪，突然闯进天津卫，洗劫了汉沽、杨柳青、宜兴阜等地，杀人不计其数，绑架富商100多人。
土匪们这回算是捅了马蜂窝，直系军阀冯国璋命令第26师赴沧南、鲁北一带剿匪。
26师抵达目的地后，师长曹瑛不去剿匪，先去拜会张奎芳，原来曹瑛也入了青帮。
张奎芳对曹瑛说：“你要找的人都在我这里，我不允许你动他们”。
曹瑛说：“军命难违”。
张奎芳说：“我出面，你的上司不会难为你。”
两个人密谈后，曹瑛“剿抚兼用”，把那些危害一方的匪首都收编成一个团6个营。对外称“奋勇团”。
由刘子起、王洪升，张树清，丁宝成、“睡不醒”等匪首做营长。分别驻扎在沧县、南皮、盐山、庆云、宁津、东光六县。
曹瑛的做法，等于是让黄鼠狼给鸡看门儿，土匪们以前是明抢，现在终于名正言顺地向辖区内的老百姓勒索了。
非但如此，那些被绑架来的天津富商，有几个不肯交纳赎金，结果被土匪们撕票，尸体丢进海河。
1922年8月，直系军阀第23师师长王承斌，接替曹瑛，解散“奋勇团”，开始大规模剿匪。
结果仗越打越烂，王承斌眼高手低，根本不是土匪们的对手。
旅长郭万顺追击土匪到宁津境内，结果遭到埋伏已久的土匪偷袭，郭万顺战死，手下士兵溃散。
得知郭万顺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承斌怒不可遏，准备亲自带队与土匪决战，还没等他出发，土匪们掘开北运河大堤。
当时正值雨季，大雨滂沱。王承斌和所部官兵，被洪水围困。
最后还是张奎芳用船把王承斌接到孙清屯。逼着王承斌签下城下之盟，灰溜溜地撤退了。
匪徒们大获全胜，在“花寨”召开“庆功宴”，此时的花寨今非昔比，有青砖瓦房270多间，角楼四座，有完备的防御体系，光是粮食就储备了一百多万斤。
庆功宴上，张奎芳一次收下了四十多个做土匪的干儿子，以及两个干闺女。
张奎芳心里高兴，竟搞了一场“大赦”的闹剧，近千名被土匪们绑架来的人质，都放出来管酒管肉，吃饱喝足以后由专人送回家中。
从此张奎芳声名鹊起，无论是土匪，还是普通百姓，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而张奎芳也趁此机会亮出獠牙。土匪们绑架来的人质，抢劫来的贵重物品，都要放到张奎芳那里管理。
而老百姓要想赎回人质或者丢失的财物，也要找张奎芳商量。
张奎芳从来不过问赎金多少的问题。由匪首和苦主直接见面谈。
等价钱商量好了，张奎芳出现了，要赎回人质，无论缺多少钱，都可以找他借，而且借钱的利息也不高。
土匪们收到赎金后，通常要分一半给张奎芳。
这是一个让人皆大欢喜的阳谋，苦主可以轻而易举地借来赎金，把人质赎回。
而土匪们也不再为拿不到赎金而苦恼。要知道他们以前绑十个人质，最多也就能拿到七份赎金，撕票是不得已而为之，土匪们也不愿意撕票，多个冤家多堵墙，谁知道仇家会什么时候找上门来。虽然说现在拿到的赎金少了，再勤奋一些就是了，多抓几个人质，反正不愁拿不到赎金。
这里面吃亏的似乎只有张奎芳。好在他借出去的钱不担心要不回来，就算对方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欠张五爷的钱。
不过时间长了，还是出现一次意外。
张奎芳为数不多的干女儿中，“韩三姐”（韩金荣）就是其中一个。她二十多岁，戏子出身，人长得漂亮，骑马、打枪都出类拔萃，手下有个50多人，待人挺豪爽仗义，就是有些太贪财。
有一次“韩三姐”在泊镇（泊头市）运河码头，绑了一个南方客商，勒索了对方四千大洋。
按规矩“韩三姐”应该把赎金的一半分给张奎芳，可她认为自己这案子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赎金独吞了。
没过几天，“韩三姐”“不小心”掉进一个口小肚大的地窖里，想尽千方百计也爬不出来，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到。
“韩三姐”在地窖待了五天，已经饿的奄奄一息，碰巧张奎芳从此路过，发现了困在地窖里的“韩三姐”，便把她救出来带回“花寨”。
十几个大馒头和两盆炖肉都被她狼吞虎咽的吃下去，结果撑着了。
两个女匪抬着“韩三姐”，让她趴在牛背上，牵着牛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到了傍晚碰到张奎芳，他意味深长的道：“吃的太多，吐出一点儿来，就没事了”。
从此“韩三姐”落下个后遗症，只要看到张奎芳就打饱嗝。
1923年，张奎芳突发奇想，办个戏班子，捧红几个戏子，用她们向达官显贵行贿。
说干就干，张奎芳从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江苏等地招来四十多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请来京剧名家刘喜奎、荀慧生教孩子们唱戏。
就在这个时候，张奎芳也想给自己来个艺名，就找到一个赋闲在家的前清进士。这个进士略加思索，说就叫“玄武夹子”吧。
张奎芳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天机不可泄露”。
其实说实话，当时知道这个外号真实含义的人没有几个。
直到多年以后，才有人给出一个差强人意的解释。
玄武也称龟蛇、或者玄冥，而夹子指的是螃蟹钳子。蛇有毒、乌龟咬人不松口，螃蟹横行。玄武夹子就是讽刺张奎芳“恶毒凶残、横行霸道”。
“玄武夹子”的戏班子很快成名，演出范围北到天津，南至山东乐陵。由于唱戏的都是些女孩儿，所以很受追捧。
张奎芳把这些小戏子视为私人财产，经常刚刚成名就拿出去行贿了，所以没有培养出太出名的名角。
不过这个戏班子戏箱服装考究，小演员们唱念做打都无可挑剔，都是些好苗子，可惜都被急功近利的张奎芳给糟蹋了。
就在张奎芳竭尽全力办戏班子之际，当地匪患死灰复燃，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无论是刚插枪入伙的，还是多年惯匪，都要先找张奎芳拜码头，认师傅。
张奎芳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得到张奎芳的认可，土匪们就可以四处劫掠了。
除了日趋严重的匪患，当时还正值军阀混战，各路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沧州一带民谣唱道：直军吴，奉军张，破鞋破袜破军装；砸钱柜，要洋钱，没有洋钱抢衣裳，鸡鸭鹅兔一扫而光。
1924年。奉系军阀终于打败了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李景林调任直隶主办，任命胡毓坤、张宪为“剿匪司令”。
新官上任三把火，胡毓坤派团长赵宝山来到南皮剿匪，结果悍匪张树清拿出一份张作霖签发的委任状，把赵宝山吓跑了。
赵宝山回到沧州被张宪破口大骂：标名挂号的匪首成百上千，难道都有委任状。
赵宝山委屈的解释说：委任状上张树清是军长，官比两位“剿匪司令”大的多。
张宪骑虎难下，亲自带人剿匪。一出手就在沧县王宅村救出170多名人质。随后又抓了丁宝成、刘桂兴、“吴八阎王”、“丁锅腰”等七八个土匪头子。
张宪手一挥，几名匪首在泊镇人头落地。
其余匪首心惊胆战，纷纷逃到“花寨”避风头。
张奎芳手眼通天，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把准备大干一场的张宪调到邯郸大名去了。土匪头子们这才故态复萌，继续为非作歹。
1929年，南皮成立民团，张奎芳自告奋勇，担任民团总指挥。他下令周边各匪首暂停劫掠，改行开赌场、娼馆、烟馆、贩卖军火等生意，附近的治安，表面上突然安静了许多。
张奎芳感觉找到了用武之地，大字认不了一抬筐的他，竟然也私设公堂，演了一出“土匪头子坐大堂”的闹剧。
张奎芳的身份，注定他断案会一塌糊涂。
有人偷了一把嫩苜蓿做糊饼，被抓住了，张奎芳一声令下，将这人打得皮开肉绽。
有个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骂张奎芳是强盗，结果被砍了脑袋。
梁庄有个姓门的女孩儿和人私通，被当场抓住，张奎芳把点燃的二踢脚塞进女人裤裆里，女孩当场毙命，那男人却当场释放，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就这样，张奎芳还闹了个“断案如神”的美名。
1938年4月，八路军冀鲁边区领导的第31游击支队找到张奎芳，把他控制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家伙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并答应由他担任游击队的负责人。
张奎芳慷慨应允，他早就想过一过做军官的瘾了。
改编后，一切和想象大相径庭，这让张奎芳懊恼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投靠了日本人的土匪头子，暗中找到张奎芳，说日本人请他做“沧南六县保安团团长”。
于是张奎芳又积极行动，准备叛变。
张奎芳有个亲信不愿当汉奸，便将张奎芳叛变的消息，向八路军首长做了汇报。
八路军有关领导，数次出面劝说张奎芳迷途知返，可张奎芳总是敷衍了事，根本听不进去。
1938年12月，张奎芳叛变，他感觉还能像从前一样一呼百应，结果事到临头，除了几个亲信，应者寥寥。
张奎芳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几名亲信逃往县城，结果在半路上遭遇到八路军第6支队。
双方刚一交火，张奎芳就一败涂地，乖乖地做了俘虏。
1939年1月，张奎芳在盐山县旧县镇被处决，时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