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8年起,日本正式步入明治维新的时代帷幕。在睦仁天皇的领导下,明治新政府应运而生,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方学习技术和制度文明,试图将日本推向现代化。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困境:西方近代民主体制与天皇绝对权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即主权在民,也就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然而,睦仁天皇在国内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同时,却暗暗打着自己的算盘——巩固天皇权威,把大政集于一身。表面上,明治维新引入了类似德国的政治体制,但实质上,日本的制度更偏向高度集权。
这一点在法律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就强调天皇在国家中的至高地位。宪法的第一章中,每一条款都在突出天皇的权威,强调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大日本帝国宪法》部分条文节选:第一章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万世一系这类词语,或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嗣的说法,看似荒诞,却真真切切地写入了宪法条文。 因此,明治政府这种强调国家主权及意志在天皇的做法,自然引发了社会上的不小矛盾。想象一下,政府一方面全力推行西化改革,一方面又坚守天皇制度不动摇,效仿西方设立内阁议会制度,却将大权牢牢掌握在天皇手中,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于是,担心天皇权力过大而导致政体变质的学者们纷纷站了出来,主张对天皇权力进行限制,并重新界定其在新体制中的政治地位。其中,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主张:国家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天皇仅是全国各法人机关的最高领导者,是执行国家主权的机关。换句话说,既然保留了天皇制,天皇就只能像全国最大的公务员,将国家权力赋予人民与议会,自己的作用仅是签字和盖章。如果天皇听从意志,他就是国民整体意志的体现;若不听,他就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封建毒瘤,虽然不能推翻,但可以昭告天下换人。 然而,我们也必须理解,日本国内自古以来天皇制的影响力极大。近代以来,日本仅发生过两次民主运动——一次在明治维新时期,一次在大正年代——但无一例外,这些运动从未试图推翻天皇制,可见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几乎不可动摇。 因此,当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后,很快遭到支持天皇绝对权威的学者抨击。东京帝国大学的上杉慎吉便是这一派的代表。 尽管上杉慎吉与美浓部达吉展开了多次论战,但实质性效果不大。原因在于,美浓部用西方民主体系与上杉慎吉的天皇神圣论对立,胜负几乎无法用常理衡量——上杉慎吉手中缺乏真正可操作的权力利器,难以对抗天皇制度的神秘背景。实际上,美浓部达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胜出,也离不开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作为总理兼执政党首领,西园寺公望虽名义上权力巨大,但实际上却常被天皇压制,内阁会议法案最终能否通过,还得看天皇的意见,这让他在高位上也感到有些压抑。 当天皇机关说在社会上逐渐扩散时,上杉慎吉的恩师穗积八束连夜写信给西园寺公望,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然而,西园寺公望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限制天皇权力,让行政机构不再完全由天皇掌控。同时,上杉慎吉在与美浓部的论战中逐渐败下阵来。 值得注意的是,美浓部达吉的学说也获得了部分国粹主义者的支持。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以天皇为主权的行政体系确实存在诸多弊端。最终,天皇机关说被视为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流解释,主权在民的思想得以体现。 然而,这种局面仅维持了三十多年。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抬头,天皇主权说再度崛起。1935年,以天皇为首的集权派赢得舆论战,宣布天皇机关说作废。直到十年后,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争论才最终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