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之际，丘行恭所在的丘氏家族可谓显赫一时，声势煊赫。而丘行恭本人，更是在洛阳之战中救过李世民的性命，又亲身参与了决定唐初政局走向的玄武门之变。按理说，这样一位既有救驾之功、又有拥立之功的猛将，理应跻身凌烟阁功臣之列，但历史的安排却并未如此，他究竟为何无缘凌烟阁，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值得玩味的疑问。 丘行恭的家族在唐初堪称“一门六公”，其父丘和在武德四年时，仍任隋朝交趾太守，却在局势剧变之际，率领一郡之地归附唐朝，因功被授上柱国、交州总管、谭国公等显赫封号，一时风光无两。 图片--0.jpg 据《旧唐书》记载，对丘行恭的评价颇为简洁却极具分量：“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短短数字，已勾勒出其勇猛果决的武将形象。 丘行恭原本姓丘敦氏，祖籍河南洛阳，出身鲜卑族。隋末天下大乱之时，他与兄长丘师立在家乡郿城起兵，聚众一万余人，不仅自保乡里，还维持地方安定，使郿城免遭兵火侵扰。他的兄长丘师立，正是娘子军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当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天下局势迅速崩裂之际，平阳公主亦组建娘子军响应起义。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丘行恭与其兄最终选择归附李唐政权，并在渭北地区与李世民相遇，其麾下兵马被整编收纳。丘行恭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其兄丘师立则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

自此以后，丘行恭长期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先后参与攻取长安、剿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战功累累，逐步升任左一府骠骑。到了贞观十四年（640年），他又随侯君集远征高昌国，因功被封天水郡公，升任右武侯将军。至唐高宗时期，更进一步升为右武侯大将军，并出任冀州、陕州刺史，仕途可谓一路高升。 早在武德四年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之时，丘行恭便在邙山一战中，展现出足以改变生死局势的关键作用。当时战事激烈，李世民亲自率领数十骑突入敌阵侦察，奋勇冲杀之下虽然斩获颇多，却也与部众失散，陷入孤立境地，身边仅余丘行恭一人护卫。 危急之际，丘行恭凭借精湛箭术在敌骑逼近时连续射杀来敌。李世民战马中箭后形势更为凶险，他却毫不慌乱，迅速将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徒步护卫左右，手持长刀，一路高声呼喝，连斩数名追兵，气势如虹，震慑敌军。正是在他的拼死护卫之下，李世民才得以冲出重围，安全返回大营，这一段经历也被后人视作救驾之功。 到了武德九年，丘行恭又参与了改变大唐权力结构的玄武门之变，因支持并直接参与诛杀太子李建成有功，被升任左卫将军。 既然他既救过李世民性命，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站在关键阵营，为何最终却未能进入凌烟阁功臣序列？这一问题也一直引人思索。 小编认为，后来的两件事，很可能与他失去入阁资格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件事发生在贞观年间。当丘行恭母亲去世时，他与兄长丘师立之间爆发了极为激烈的争执，竟然围绕母亲的丧葬事务发生权力之争，闹得朝野皆知。按照礼制与惯例，父母丧事通常由长子主持，而丘行恭此举显然突破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引发极大争议。朝廷若对此置之不理，恐怕会助长不良风气，因此他也因此被弹劾，一度被革职为民。 事实上，这并非他第一次因性格与行事方式惹来非议。《旧唐书》中亦记载：“行恭性严酷，所在僚列皆慑惮之。”他性情严厉甚至近乎苛刻，在任职各地时常令同僚畏惧，因此屡次遭到弹劾罢免。但李世民念其旧功，每每不久又予以起复，这种反复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行事愈发强硬、甚至不拘礼法的性格，使其难以彻底收敛。 第二件事则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当时爆发刘兰成谋反案件，由鄠县县尉游文芝告发，使得这一谋反阴谋尚未真正成形便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李世民对此类谋反之事一向态度严厉，最终下令处以刘兰成腰斩之刑。 丘行恭作为监斩官参与执行，本是职责所在，一般人行刑完毕便告结束。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件极为出格之举——竟然将刘兰成的尸体部分肢体据为己用并加以吞食。此举被传至李世民耳中后，引发震怒与责备。在皇帝看来，这并非忠勇的表达，而是对法度与人伦的践踏，更像是一种失控的极端行为。李世民明确指出，国家刑罚自有法度，何须以如此方式表忠？此举既不合礼，也不合制，甚至有失臣子身份。 正是这两件事，使丘行恭虽功勋卓著，却在德行与行为层面屡遭质疑。功与过交织之下，他虽曾救驾立功，也参与重大政治事件，但终究因性格与行事方式的争议性过强，未能进入凌烟阁功臣行列，这样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治麟德二年（664年），丘行恭去世，享年八十岁，朝廷追赠其为荆州刺史。

丘行恭所在的丘氏家族，在唐初确实显赫一时，一门六公，极为罕见。其父丘和为谭国公；丘行恭兄弟众多，其中兄长丘师立官至上柱国、左监门将军、冀州都督、眉城县公；丘行掩任少府监、沅陵县公；丘孝恭为渭源县公；丘孝忠为安南县公。家族之盛，在当时可谓一时无两。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