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这一生征战无数，功业赫赫，但若要从中挑出最让人心绪起伏的一场战事，高句丽之战无疑是绕不开的一笔。 原因并不复杂：李世民两次亲征高句丽。第一次，他几乎兵临高句丽本土，却最终铩羽而归；第二次，他再度调集十万大军北上，史书却对结局语焉不详，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等到他去世之后，继位的李治延续父志，举全国之力多次征伐，终于让高句丽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淡出。 回望隋朝，隋炀帝同样执意远征高句丽，结果不仅将中原拖入连年动荡，江山社稷也因此崩裂，但辽东半岛同样元气大伤，长期难以恢复。唐朝建立后，辽东又回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旧格局。平日里，高句丽与百济时常联手压制新罗这个“老二”，偶尔也会象征性地向长安称臣进贡，换取一些赏赐维持体面。 就在这样的局势中，高句丽迎来了一位极具争议的权臣——渊盖苏文。 他的父亲渊太祚，是高句丽东部部落首领，手握重权，堪称实际上的宰相级人物。父亲去世后，渊盖苏文顺理成章继承了家族权位与官职。 史书中的渊盖苏文，是典型的贵族出身，却性格极为凶狠暴烈，行事从不顾及法度，在国内几乎是横行无忌的存在，连国王高建武都难以压制他。高建武自然不甘受制于人，于是暗中联合群臣，准备以武力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然而，计划终究还是泄密了。 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渊盖苏文设下盛宴，以巡视政务为名邀请高建武前来。表面上宾主尽欢，暗地里却早已布下杀局。最终，高建武被当场擒杀并遭肢解，尸体被抛入污水沟中，更有一百多名朝廷重臣被一并诛杀，高句丽的政治结构在血腥中彻底重组。 随后，渊盖苏文率军直入王城，扶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新王，自封“大莫离支”，相当于同时掌握大唐吏部、兵部之权的最高实权官员，正式以摄政之姿掌控全局。 这里是文章 据史料记载，渊盖苏文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出行时身上常备五把短刀，身边侍从无人敢靠近，更无人敢直视其目光，气势之盛令人窒息。甚至每次军队出行，前方开路的人都要高声呼喊，直到把沿途百姓与禽兽都惊得不敢出门才算罢休。更夸张的是，他骑马时必须让高句丽贵族或武将伏地充当踏脚之物，方才上马。 高建武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长安。无论如何，“弑君”二字在任何王朝都无法容忍，更何况手段如此残忍。 营州都督张俭上奏，请求李世民立即出兵高句丽，彻底铲除渊盖苏文这一祸患。然而李世民却没有立刻答应。他认为，高句丽刚刚丧君，趁乱用兵有失大国气度，而且关中百姓仍然贫困，国力不宜轻动。 说到底，大唐并非没有愤怒，而是现实让他不得不冷静。只是，高句丽这种“挑战天威”的姿态，终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 贞观十七年（643）七月，李世民在朝会上提及此事：“渊盖苏文弑君专权，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以大唐之力，教训他们并非难事，只是朕不愿劳民伤财，不如先让契丹去牵制一下，你们怎么看？” 长孙无忌沉思后答道：“陛下英明。渊盖苏文既然心虚，必然严加防备。不如暂且忍耐，待其更为骄横，再行讨伐也不迟。” 李世民微微点头，随即改口：“那就依你所言。”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并派遣使节携旌节前往册封。然而诏书尚未抵达高句丽，渊盖苏文已联合百济，对新罗发动大规模进攻，连下数十城。 贞观十七年（643）九月初四，新罗使者仓皇入长安求援，哭诉百济攻占四十余城，并准备联合高句丽切断其朝贡之路。言辞恳切，几近哀求。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世民也难以再保持沉默。作为天下共主，如果连属国求救都置之不理，威信何在？ 于是，他派遣相里玄奖携带国书前往高句丽，警告渊盖苏文不得再肆意妄为，否则来年必以大军问罪。 这一幕，与当年隋炀帝训斥高句丽使臣的情形，竟有几分惊人的相似。 贞观十八年（644）正月，相里玄奖一行跋山涉水抵达高句丽，将诏令转达给渊盖苏文与百济国王，要求停止对新罗的侵扰。 渊盖苏文虽然强硬，却仍未彻底撕破脸：“并非我方挑起战争，而是新罗昔日趁隋乱夺我土地五百里，若不归还，此战难止。” 相里玄奖冷静回应：“往事已远，何必再提？更何况辽东诸国，本属大唐旧制郡县，如今反倒被你们占据。大唐尚未追究，你又何必执着于旧账？” 双方言辞交锋，互不相让。渊盖苏文态度坚决，丝毫不退。相里玄奖心知劝和无望，遂返回长安复命。 他心里其实明白，这场战争的趋势早已无法逆转，只是有一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犯我强唐者，虽远必诛。 渊盖苏文的强硬彻底激怒了李世民。这一次，他不再犹豫，也不再权衡国力与民生，而是决定出兵，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 然而，高句丽并非易啃之骨。隋朝百万大军尚且折戟，贞观群臣对此记忆犹新，心中难免忧虑。 李世民的决定，让朝堂气氛骤然紧张。 褚遂良进言道：“陛下，如今天下已定，四方宾服。若远征高句丽，一旦不利，不仅威望受损，还可能动摇国本。隋炀帝之事，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然而另一派声音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若一味退让，只会让边患更盛。 李世民沉思良久，最终拍板：“朕意已决，此战必须打。” 随后，他定下更为激烈的方式——御驾亲征。

此言一出，朝堂震动。毕竟皇帝亲征，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差池便是天下大乱。 群臣纷纷劝阻，以褚遂良为首，苦谏不可重蹈隋炀帝覆辙。然而李世民态度异常坚定，他认为高句丽内部早已民怨沸腾，此时出兵正合天意民心。 他甚至相信，如果能一举攻下辽东，将是他一生武功最辉煌的一页。 这里是文章 贞观十八年（644）七月二十日，李世民下诏命将作大监阎立德在洪、饶、江三州打造四百艘战船，专供北伐运粮。又任命韦挺、崔仁师分别负责后勤调度与物资运输，举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随后，他又命营州都督张俭率幽州、营州及契丹、奚族兵马先行出击辽东。 粮草未动，兵马先行，战意之急切可见一斑。 起初渊盖苏文误以为唐军只是虚张声势，但当先锋真的出动后，他才意识到局势已然失控，急忙派人携带金银求和。 然而李世民根本不予理会，在他眼中，渊盖苏文不过是跳梁小丑。 所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向来是礼法之常，但这一次李世民却将高句丽使者扣押入狱，并严厉斥责其助纣为虐。 愤怒之下，礼法已不再是首要考量。 对李世民而言，这一战必须赢，没有退路。 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他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自莱州渡海直指平壤；又命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自陆路进攻辽东。 战鼓已起，风云骤变。 临行前，他命姜行本与丘行淹督造云梯器械，准备攻城所用。 这一次，他认真总结了隋炀帝失败的教训，认为关键不在兵力，而在后勤，于是力求轻装高效。 同时，他将长安与洛阳交予萧瑀、房玄龄镇守，授予全权处理政务之权。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李世民从洛阳出发，太子李治随行。 这里是文章 所谓御驾亲征，并非亲自冲锋陷阵，而是以帝王之威镇守中军，鼓舞三军士气。 因此他行军极慢，从洛阳至定州耗时两月，一路安抚军心，亲自慰问病卒。 据记载，不少士兵甚至自备武装随军北上，只为效忠皇帝，不求封赏。 李世民在定州停留十余日后，于三月二十四日继续北上幽州。 而此时，前线已经开始行动。 李世率部从柳城出发，虚张声势迷惑敌军，实则北渡辽水，直取玄菟郡。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初一，大军抵达玄菟郡，战局正式展开。 渊盖苏文终于慌了。他意识到，这一次唐军并非试探，而是动真格。 他立即下令各城紧闭城门，避免与唐军正面交锋。 但战争从来不是单方面选择的游戏。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初五，李道宗率军抵达新城，骑兵逼近城门，守军竟无人敢应战。 与此同时，张俭率联军渡辽水，在建安城下大败高句丽军，斩首数千。 捷报频传，士气大振。 李世民得报后再也按捺不住，立即下令全军推进。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二十日，他抵达北平城。

四月二十六日，李世与李道宗合力攻下盖牟城，俘获两万余人，粮草十万石，战局迅速倾斜。 五月初二，张亮攻破卑沙城，高句丽边防重镇接连失守。 至此，唐军真正踏入高句丽腹地。 然而战争并未因此轻松。高句丽虽国小人寡，但边城守备极为顽强，隋朝百万大军尚且折戟于此，唐军也无法掉以轻心。 就在李世民准备在鸭绿江畔大展雄风之际，渊盖苏文迅速集结四万精锐回援辽东。 李世与李道宗虽有六万兵力，但攻城消耗巨大，形势并不轻松。 李道宗提出应主动出击，不可坐守待援。 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初八，辽东城外爆发激战。唐军以少击多，一度陷入险境，但李道宗临危不乱，重新整军反击。 最终在骑兵突袭下，唐军斩敌千余，暂时稳住局势。 五月初十，李世民抵达辽东城下，震怒之余下令处斩行军总管张君，并亲自视察战场，决心不惜代价攻下此城。 这里是文章 为了激励将士，他甚至亲自参与修筑土山，背负沙袋堆筑攻城高台。大军与后续部队汇合后，辽东城被团团围住。 这一刻的战局，与隋炀帝当年何其相似。 然而辽东城的坚固远超想象，唐军久攻不下，形势胶着。 直到第十二天，南风突起，李世民抓住时机，命勇士纵火攻城，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城内顿时陷入混乱。 高句丽守军全力救火，防线崩溃，唐军趁势登城猛攻。 最终辽东城失守，高句丽军伤亡惨重，俘虏过万。

胜利之后，李世民挥手下令：此城改名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