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庚子年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她也想改革，为何她把改革归于宪政一途
晚清学子，无论是踏出国门求学，还是留学归来，往往成为推动体制革新、改良社会的先锋力量。在同治、光绪年间，那些促使清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宪政的举措，无不见证了留学生们的热情参与与积极推动。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位大臣出访东西洋，专程考察宪政体制。考察团分两路行动：戴鸿慈、端方一队，载泽、李盛铎、尚其亨一队，沿途经过日本、美国及欧洲诸国，实地考察制度之异。随行人员各尽所能，有的专注学务，有的调查财政，有的研究司法，分工明确，力求在短期内取得最大成效。显而易见，当时唯有精通外语、熟悉国外政情者，才能深入采访、调查、考察，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留学生自然成为首选的随行人员。 清朝考虑推行宪政，其实也是时局所迫。维新变法失败后，本欲按自身意志整顿朝纲的大清朝，却接连遭遇不幸。义和团运动爆发，一群固执的顽固派无视时代洪流，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最终酿成庚子国难。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历经艰难困顿，颜面扫地，心情沉重。痛定思痛之下，她一方面严惩那些作乱的顽固官僚，一方面急切地表达了进行改革的决心，仿佛要以行动重塑大清的尊严。 1901年1月29日，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展现出振作之姿，发布上谕，要求王公大臣、封疆大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这道谕令，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寂的朝廷与地方大员，他们纷纷响应，各抒己见，试图在乱世中寻找出路。
慈禧太后谕令发布后，朝廷与地方大员反应强烈。在众多条陈中，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联合会奏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上奏了三道折子，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与《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二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这些奏折的核心思想鲜明而深刻：惟有学习西方，进行变法，才能培养大批经国之才，使军事强大、教案减少、条约公平、矿业开辟、洋人不敢横行、乱党得以平息。慈禧太后细阅后，发现其中许多建议可行，遂指示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彰显出她在权力与务实之间的敏锐平衡。 同年四月，慈禧太后下令设立督办政务处，由奕劻、李鸿章等重臣督理政务。自此，慈禧主导的新政正式展开。虽然在民间，她一向被视作专横阴险、权欲极盛的女性，但庚子之后的新政，实则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与康有为一脉的维新变法相比，慈禧的改革更为温和，也更能被朝中保守派和洋务派接受，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意义。 庚子之后的新政，在政治上借鉴了维新派裁汰冗员的思路，设立了外务部、商务部、学部、巡警部、邮船部等新部门，意图革新传统六部体制；在经济上，则在维新派鼓励工商发展的基础上，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法律，为工商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军事上，在整顿团练、改革八旗兵的基础上，提出编练新军、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理念；文化教育方面，在袁世凯、张之洞积极推动下，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新式教育与海外留学逐渐成为潮流。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在发动维新政变之后，国内外形势骤然变化，她不得不回到改革轨道上来。庚子之后，慈禧痛定思痛，作为朝政直接操纵者，她对新政寄予厚望，渴望通过改革给国人一个交代。然而，列强的强势干预及国内政治、社会动荡，使她无法在理想条件下稳步推进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弹丸小国日本竟击败了庞大的沙俄帝国，这一意外胜利震动世界，也令国内外舆论认定：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能够战胜专制帝国。从此，朝野上下愈发相信中国的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强烈的社会呼声与现实压力之下，慈禧太后终于将新政引向宪政改革的方向，试图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