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在鼎盛时期，曾拥有众多附属部族与同盟势力，这些力量在名义上归附夏王室，共同维系着当时的秩序与权威。然而到了夏桀执政时期，一切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夏桀沉溺于个人享乐，施政暴虐无度，对诸多同盟部落不断进行压榨与勒索，原本的信任与依附关系逐渐被消耗殆尽。那些曾经追随夏朝的部族开始心生失望与寒意，最初是隐忍观望，随后是渐渐疏离，最终则纷纷转向离心离德，甚至主动脱离夏的控制，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崛起的成汤身上。 这里是文章 商汤（约公元前1670—公元前1587年），又称成汤，姓子名履，出生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作为商朝的开国君主，他因建立商王朝而被后世尊称为商汤。商朝自其建立后延续约六百年之久，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1、商汤任用伊尹为相 伊尹，又被称为阿衡，其中阿衡原本是一种官职名称，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之位。伊尹担任商汤的阿衡之后，这一称号甚至逐渐成为他的重要代称。关于伊尹的出仕过程，历史上流传着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最初虽有治世之才，却苦于无门入仕，于是选择进入有莘氏部族（位于今山东曹县北一带），以陪嫁男仆的身份随嫁入商国，甚至背负炊具、砧板等器具，以此接近商汤，并借机进献治国之策，强调应以仁义为本、施行王道。 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本就是隐居山林的贤士，淡泊名利，不愿轻易出仕。商汤曾多次派人前往聘请，前后数次往返，他才最终被诚意打动，出山辅佐。在出仕之后，他向商汤系统讲述古代圣王治国之道，以及不同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商汤提供了重要的治国思想支撑。 商汤得伊尹辅佐之后，首先着力整顿内部治理，使商国百姓得以安心从事农耕与畜牧生产，同时积极联合周边友好部族与诸侯方国，逐步扩大政治影响力。在伊尹的推动与协调下，一些原本依附夏王朝的诸侯开始陆续倒向商国，夏的统治基础由此不断被削弱。

这里是文章 在灭夏的战略准备逐渐成熟之际，一位曾劝谏夏桀却不被采纳的太史令，最终选择逃离夏朝，投奔商国。商汤得知此事后大为振奋，认为这是天命与人心皆向己方的象征，于是将这一消息公开传达给各路诸侯，以增强联合反夏的信心。他也借此良机，全面推进灭夏的战略布局。 此后，商汤在亳地修建新的都城，广泛储备粮草，积极征募兵员，系统训练军队，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充分准备。更重要的是，商国曾被夏王朝授予专征之权，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商汤可以不经夏王批准自行征伐，这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削弱夏的外围势力并清除进军障碍，商汤开始主动出击周边不服从或态度摇摆的方国。其中，邻近商国西部的葛国尤为关键。葛伯不敬鬼神、政令松弛，同时又被认为是夏桀的外围耳目，是阻挡商汤西进的重要屏障。因此，商汤率先对葛国发动征讨，并成功将其灭亡，为后续进攻夏王朝扫清了外部障碍。 3、乘胜灭夏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举兵伐夏。他联合多方诸侯力量共同出征，伊尹始终随军辅佐，参与谋划。战场之上，商汤亲自执斧指挥，士气高昂。军队首先进攻昆吾，随后迅速转向夏王朝核心势力夏桀，战争节奏紧凑而凌厉。 商汤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也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动员者。在战前誓师大会上，他亲自面对将士与民众进行动员讲话。他首先列举夏桀的种种暴政，强调此次出征并非个人野心，而是顺应天命与民心的正义之举。

他说：你们都听好了，我今天起兵，并非出于个人私欲，而是因为夏桀罪行累累。我虽也听到民间有诸多怨言，但夏桀确实已失民心，我敬畏上天之意，不敢不征讨。 随后，他进一步揭露夏桀的统治状况，指出其滥用徭役，使百姓疲惫不堪，又横征暴敛，掠夺财富，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失序。他甚至借用夏桀自比太阳的说法，反讽其傲慢与民众对其深重的厌恶之情，并借此强调天命已改。 他继续说道：如今夏王失德至此，我必须奉天命而行征伐。愿你们与我同行，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必将厚赏有功之人。 语气逐渐转为严肃，他郑重强调纪律与承诺：你们不必怀疑，我绝不会食言。但若有人违背誓言，也必将受到严惩，决不宽贷。这些内容随后被整理记录，形成了著名的《汤誓》。 战事随即全面展开。商汤军队突然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在鸣条一带与商军展开决定性会战。战斗过程中，商军士气高涨，配合默契，一举击溃夏军主力。随后，商汤乘胜追击，持续扩大战果。 夏桀在战败后彻底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只得率领少量残部仓皇南逃至南巢，最终被商军追捕并俘获，流放于此，不久后病逝。 经过约二十年的持续征伐与战略经营，商汤最终成功推翻夏王朝，结束了自夏末以来的长期动荡局面，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建立起商王朝，其势力范围远超夏代旧有格局，为新的王朝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汤灭夏不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更替，也打破了王权永固的传统观念，使得政权更迭成为历史常态，这一历史事件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商汤革命。商朝建立之初定都于亳，但由于内乱、水患等因素，多次迁都。直到盘庚时期迁都殷地（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长期稳定下来，因此后世也称商朝为殷商或殷朝。 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进程，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由部族联盟向国家形态演进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表面上呈现为部族兴替与王朝更迭，实质上则是社会结构从原始向奴隶制过渡的体现。部族矛盾与权力更替交织在一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王朝更替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后世政治形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