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整体以蜀汉阵营为叙事核心，价值取向上亦明显偏重蜀汉一方。然而，自关羽、张飞相继去世之后，蜀汉的人才储备迅速衰减，逐渐显露出青黄不接的困境，以至于后世甚至出现“蜀汉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感慨之语。或许正是在这种历史与文学交织的“失落感”驱动之下，作者罗贯中在艺术创作层面，有意识地对关、张两家后辈将领的生平进行了再加工与文学性延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蜀汉后期人物群像的单薄，并为其阵营增添精神上的延续与气势支撑。其中，关羽后裔的塑造尤为生动细致，其文学形象之丰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正史记载的简略轮廓，呈现出更具叙事张力的艺术真实感。

关平在文学叙事中被普遍视作关羽的亲子形象，这一点在戏曲舞台表现中尤为固定：关羽出场时，身侧往往一左一右伴随二人，其一为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另一则为执掌印信的关平。《三国演义》第28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中描写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两位嫂嫂前往河北寻访刘备途中，途经一处庄院投宿，“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便与从人到彼投宿”。庄主关定早已仰慕关羽威名，因此让次子关平拜关羽为义父，并随其左右效力。从此之后，关平长期追随关羽征战南北，形象上逐渐凝结为忠勇兼备的少年将领。

在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剧结局中，关平亦与其一同被东吴所害，父子同殉战场，强化了这一人物组合的悲壮色彩，使之呈现出忠烈与孝义交织的理想化形象。然而，从史料系统来看，《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以及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记述，指出关平为关羽之子，并未特别标注其为义子。相较之下，刘备收养刘封一事在史书中则有明确记载，所谓“先主至荆州，以未有子嗣，养封为子”，而关于关平的收养关系并无类似清晰说明，因此从史学逻辑推断，关平更可能是关羽的亲生子嗣，而非文学作品所强化的义子设定。

除关平之外，《三国演义》还描写关羽另有二子，即关兴与关索。其中关兴的文学形象被塑造为少年英才、承继父志之人。在小说叙事中，他随刘备伐吴，英勇异常，曾在战阵之中斩杀东吴大将潘璋，为父报仇，并夺回象征性极强的青龙偃月刀；其后又追随诸葛亮北伐曹魏，战功显赫，几乎被刻画为“关羽再世”的英雄化身。然而，在诸葛亮筹划第六次北伐之前，关兴却因病早逝，这一安排进一步强化了蜀汉后期“英才难续”的悲剧氛围。

但从真实史料来看，关兴并非武勇过人的将领，其人生轨迹亦远不如小说所述那般波澜壮阔。据记载，他“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仕途虽有一定起点，却并未留下显著军事功绩，仅留下两个儿子关统、关赫作为后嗣延续。从这一对照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对关兴的艺术化改写，显然包含多重叙事动因：其一，是对关羽人格与家族的情感性投射，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将其后代塑造成延续英雄血脉的象征；其二，是蜀汉后期名将匮乏的结构性叙事需要，通过虚构或强化人物来增强阵营气势；其三，则可能源于史书记载中对关兴“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的评价，使其在历史缝隙中具备被文学再造的可能性，从而形成“英年早逝”的悲剧英雄模板。

关索这一人物则更具争议性。在《三国演义》第87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初受执”中，诸葛亮率蜀军主力南征孟获途中，关索突然入营拜见孔明，自述身世与经历：“自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每要赴川见先帝报仇，疮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系吴仇人已皆诛戮，径来西川见帝，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特来投见。”诸葛亮闻之大喜，当即将其纳入军中，并任命为前部先锋参与南征。然而，自此之后，关索在整部作品中再未出现后续叙述，其人物轨迹戛然而止，呈现出明显的叙事断裂。 从史学角度观察，《三国志》中对于关平与关兴均有明确记载，并对其后代亦有所交代，但唯独未见关索任何相关记录。因此，这一人物更可能源自民间传说的长期积累与文学想象的层层叠加，是在口头传统与戏曲演绎中逐渐成型的虚构角色。尽管其历史真实性存疑，但这一形象并未因此失去文化生命力，在后世文学与民间叙事中依然广受喜爱，甚至在《水浒传》中亦出现“病关索”这一绰号，可见其影响已超越单一文本系统，进入更广泛的文化符号层面。 此外，关羽尚有一女的记载亦值得关注。在《三国演义》第73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中，诸葛瑾曾向孙权转达婚姻提议：“某闻云长自到荆州，刘备娶与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许字人。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然而关羽以“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之语断然拒绝这一政治联姻请求，这一极具傲气的回应不仅加深了吴蜀之间的裂痕，也在政治层面埋下了极为关键的冲突伏笔。此后，孙权因愤恨交织，最终联合曹魏，于关羽北进之际从南面发动突袭，一举夺取荆州，并导致关羽集团的全面覆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亦有关于孙权遣使求婚之事的记载，虽未详述关羽女儿形象，但该事件本身确有史料依据，从而间接印证关羽确有一女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这一女性人物虽在正史中未被充分展开，却在历史与文学的交叉叙述中成为推动吴蜀关系转折的重要隐性因素，其存在意义远超简单的家庭成员范畴，而成为政治博弈结构中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