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归根结底是财政的困局。朝廷长期缺钱,甚至连军饷都时常拖欠,直接导致军队哗变,声名赫赫的戚家军也因此全军覆没。财政困窘还迫使政府裁撤大量部门和小官吏,其中就包括后来威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明朝明明在发展上曾经势头强劲,从公元1400年至1800年,世界经济基本围绕中国形成单一中心格局,日本产出的白银绝大部分以及美洲白银的一半流入了明帝国,可即便如此,政府仍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那这些银子究竟流向何处呢?不得不提到影响深远的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存在时间近四十年,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东林党的起源,要追溯到东林书院。书院由万历时期被罢黜的吏部大臣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后创办,其前身则是宋代著名学者龟山先生讲学之地。顾宪成性格刚正,敢于直言上谏,他与一批正直官员经常针砭朝政,提出非议。因争立皇太子之事触怒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朝廷在选任内阁大学士时,顾宪成提名的人均为神宗所厌,结果他被削去官籍,革职归乡。 归乡后的顾宪成面对当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现实,又见学子上门求学者众多,于是联合弟弟顾允成和好友高攀龙扩大书院规模,宣讲儒学、培养人才。《东林本末》中记载:自顾泾阳削归而朝空林,实东林之门户始成。他们宣讲儒学,一方面是针对阳明心学误导下的清谈之风,阐明孔孟之道的真义,强调士大夫务实;另一方面,也在讲学中批评时政,提出建议。书院不仅每日授课,更设有月会和年会,并向外开放,逐渐聚集了众多士子,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形成东林党。 初看之下,东林党的成立初衷良善,然而为何后来会成为大明灭亡的助推器?关键在于明朝对读书人的优待政策。明朝政府极为优待士人,凡博得功名者,可享免徭役、补贴、免税等多项特权。考中举人,不仅免去劳役,还可领取朝廷补贴,理论上足以衣食无忧度一生。更关键的是举人的免税权,不论田产、房产或生意,只要挂在举人名下,即可免除赋税。 明初这一制度尚无大碍,封建社会将人分士、农、工、商四等,士为读书人,位高于商人。正如《儒林外史》中周进的故事:年逾六旬仍是童生,在汶上县任教三年,学生多已成秀才,他只能流落薛家集观音庵私塾糊口,还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惠冷嘲热讽。失业后,他又为商人做账房,乞求参观贡院却被拒,只得痛哭求助,商人见状才捐资助其为监生。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意识。然而到了明末,这一制度暴露出严重漏洞。举人的免税特权可延伸至家庭,田产、房产乃至生意都可挂在举人名下以避税。乡绅和商人们纷纷利用这一漏洞,将产业挂在举人名下,并按比例支付转让费,避税收益远高于朝廷征收的赋税。尤其在江浙一带,经商利润丰厚,功名对富商而言微不足道,金钱才是王道。有的举人甚至直接参与经商,并享受免税庇护,使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阶层。 魏忠贤曾试图改革,强征富商税赋,但得罪了东林党代表的江浙商人和地主利益,被弹劾十宗罪,最终自尽而死,名声扫地。东林党凭借话语权维护既得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征税,并借崇祯帝清除魏忠贤之机,取消或减轻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负担,使得明末财政来源更加单一,税收高度依赖普通农民。叠加频发天灾,导致农民破产、流民激增,直接催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筹军费同样困难重重,多次导致军队哗变,戚家军的覆灭便是典型案例。军队战斗力下降,使明末军队在与后金交锋中始终处于下风。崇祯时期,明朝已腐朽不堪,富者愈富,贫者愈苦,东林党作为江浙商人和地主的庇护者,加速了这一阶级两极化。长期逃税与特权积累,最终导致国破家亡,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