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京审判为受害国伸张了历史正义，也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80年后，完整还原审判全过程的中文版庭审记录全译本首次正式出版。

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揭示哪些尘封的历史真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新华社“新华深读”记者对出版者、权威专家进行了深度采访。

用中文完整还原历史全景

今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组织者在现场将40卷典籍组合成数字“80”的造型，致敬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此次面世的全译本以英文原版庭审记录为底本，参照日文文本交叉校勘，收录1946年4月29日庭审筹备阶段至1948年11月12日最终宣判的内容，包括法庭流程、控辩发言、证人证言、战犯陈述、法官评议，以及庭审索引、证据清单、出庭人员等附属资料。

既然庭审记录已有英文版和日文版，为什么还要译成中文版？

全译本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如果单纯从“文献已经存在”的角度看，外文文本确实已经存在。但对中国学界和中国公众来说，文献存在不等于文献能够被普遍阅读、理解和系统传播。

“只有完成中文转化，才能让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真正融入我国学术体系、教育体系与公共传播体系。”程兆奇说，东京审判与中国的相关度太高，它不应只是少数能够读英文、日文的专家才能进入的档案，而应当有一套中国读者能够方便阅读、检索、引用和研究的完整中文文本。

已有中文节选资料，花费巨力出全译本意义何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项目负责人崔霞表示，索引、摘要、节选类材料只能勾勒历史梗概，呈现碎片化信息，无法还原完整历史全景。想要看清日本整套侵略体系，就必须依托全卷内容。

项目的发源可追溯至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影印、出版了英文版庭审记录、日文版证据文献集成、英文版战犯讯问记录三部文献，并配套编制人名、地名、事件、文献等在内的全篇索引、附录，为翻译工作搭建坚实框架。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启动全译本翻译工程。两年后，第一辑（第1—10卷）付梓。2019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加入项目组，承接第二、三辑共30卷翻译任务。历时10余年，工程终告竣。

参与翻译校审的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表示，夯实史料基础之后，中国东京审判研究水平将得到整体提升，也具备了与国际学界开展高水平学术对话的底气。

攻克多个翻译难题

东京审判的庭审过程中使用英语、日语、汉语、荷兰语、德语、俄语、蒙古语等10多种语言，现存的英文记录和日本记录是对10多种语言翻译叠加后的结果，经过多层转写，异写、误写问题十分突出，人名、地名拼写错漏层出不穷。

如，卢沟桥事变中方关键证人秦德纯，在英、日文本中有多达13种不同拼写；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英文拼写分别有六七种之多。日方人物同样极易混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姓（Tojo）与东乡茂德的姓（Togo）在英文里仅差一个字母，英文版庭审记录多次出错。

对此，团队拒绝机械直译，结合中日近现代史档案、人物生平、庭审上下文、事件时序交叉比对，逐一甄别校正。

除了人名地名，英日文本中的多处事实和表述错误也被一一修正。

10余年间，译者和校订者共校勘、勘误上千处各类史实偏差，使全译本的准确性超越了原始档案，为中国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提供了更可靠的史料依据。

确保法律与专业术语绝对准确，是团队面临的更大难题。

程兆奇说，译文必须尽量忠实原文，尤其涉及法律术语、证据陈述、人物身份、案件事实时不能自由发挥。庭审记录是正式国际司法文献，“信”是第一准则，文学翻译所追求的文采、个人风格全部让位于严谨规范。

面对“殖民话语”，如何坚守历史客观立场，是另一个翻译难题。

庭审记录中，日方辩方、战犯多次使用带有殖民色彩、歪曲历史的表述，将侵华战争美化为“建设东亚”，将殖民统治曲解为“帮扶落后地区”。

团队明确原则：完整保留庭审原始发言，不删减、不篡改任何控辩内容。

崔霞表示，全译本的“全”是史料立场的完整，只有完整呈现控方控诉、辩方狡辩、战犯自白的全过程，才能从程序层面有力驳斥“胜者审判”的谬论。

“长期以来，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叙事和法理阐述较多由西方学界主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说，全译本的问世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完整权威的评审文献中文版。“它不仅是历史的铁证，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规则对话、宣示中国立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学术依托。”

揭示日本侵华罪证完整链条

在学界看来，此次全译本面世，补齐了中国二战受害史、日本军国主义犯罪史、战后正义审判史的完整逻辑闭环。

除了大众熟知的审判结果，全译本记载大量鲜为人知的庭审细节、人物故事与势力博弈，补齐碎片化史料缺失的逻辑链条，还原出东京审判完整、立体的历史图景。

全译本第一辑第一卷第118页，记载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慷慨陈词：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

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是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

当时，日方辩方以“日本未向中国正式宣战”为由否认两国存在战争关系。向哲濬在庭上历数日方暴行：“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整部卷宗中，日本侵华相关内容占比较高，判决书由中国法官梅汝璈专门主笔《日本对华侵略》专章，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到伪满洲国傀儡统治、鸦片毒化，每项指控均有证人证言、实物证据、庭审记录相互佐证。

全译本显示，起诉书将日本侵略罪责的追溯起点定在1928年。第40卷的《军部主导和战争准备》章节记载：“要论述本案起诉书主要涉及的日本历史上的这一时期，首先必须研究同时期日本国内的历史。自1928年以来，日本军队不断地侵略许多邻国的领土。”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说，东京审判追溯日本罪行起点定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且起始日期定在1928年，原因就是日本谋杀中国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这一年6月。

卷宗完整收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庭审内容，清晰佐证侵华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南进战略的核心环节，中国十四年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右翼炒作‘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单方面裁决’，刻意否定审判公平性，但通读完整庭审卷宗就能看清事实全貌。”程兆奇说，全译本完整收录检方指控、辩方申辩、各方证人证言、法官评议、战犯全部供述，还原了整场审判的运行全过程，让中文读者直观读懂这场国际审判的真实面貌。

铭记苦难是为了守护和平

“我们整理、翻译、出版这套书，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杜绝历史重演。”多名专家表示，军国主义的复活，永远是从遗忘历史、淡化罪行、消解审判开始。完整留存审判记录，就是为人类社会永久封存“战争罪恶”的样本。

2009年向隆万赴日探访。经多方联系，他辗转找到东京审判的法庭旧址。所见所闻却让他深刻感到，日本官方否定东京审判的态度在这里暴露无遗。

向隆万发现，旧址并非原址，而是从别处拆迁而来。除了在原法庭席后墙上有几张很小的东京审判照片外，竟然没有任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痕迹。

记者近日走访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发现，这里仅是当年法庭的一小部分“迁移复刻”。在展陈和讲解内容中，东京审判相关史料被边缘化，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物件却被重点展示和刻意凸显。

在日本防卫省官方网站上，这处承载着人类正义记忆的遗址，被轻描淡写地归入“市谷地区见学”项目。若非特意点开细看，一般人很难知晓这里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核心场所。

记者在日本采访时感受到，尽管审判以如山铁证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省始终不彻底。从甲级战犯重返政坛到年轻一代对侵略史实的冷漠无知，从强调自身受害却回避加害根源到主语不清地泛泛谈论战争，日本社会未能如实传承战争历史。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散布“东京审判无效论”，妄图否定审判的正义性。

今年5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1962年，梅汝璈这样回忆东京审判：“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83年，向哲濬大声疾呼：“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读懂卷宗，就能读懂正义的重量，读懂守护和平的责任。坚守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战争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