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十一年（前641年），宋襄公一心想要在诸侯之间重现齐桓公式的霸业，于是以盟主自居，在曹南之地召集曹、邾、滕、鄫四国举行盟会。他本以为，这将是自己确立威望、奠定霸主地位的关键一幕，然而现实却在细节处狠狠给了他一记冷脸——腾宣公与鄫子在会盟中迟到，触怒了他。 在那一刻，宋襄公的情绪显然已经压过了理智。他不顾庶兄目夷的再三劝阻，直接废黜腾宣公，甚至将鄫子强行作为祭祀睢水之神的牺牲——实则是当场诛杀，以血腥手段立威。原本庄重的诸侯会盟，瞬间变成一场权威展示的舞台，也埋下了各国离心的种子。 这种近乎粗暴的处理方式，很快引发连锁反应。同为盟友的曹国国君曹共公，对此深感不满与寒意。在他看来，这样的盟主已不再值得追随。尽管曹南之会仍勉强完成，但气氛已彻底破裂。会后，曹共公立刻返回本国，态度冷淡而决绝，随即宣布退出以宋襄公为核心的诸侯联盟，自此不再接受宋国号令。 原本寄望通过盟会确立霸主地位的宋襄公，此刻却陷入尴尬境地：一场会盟下来，一个国君被废（滕国），一个国君被杀（鄫国），一个盟国直接退盟（曹国），剩下的邾国也只是勉强维系关系，并未真正心服。

这场本应彰显威望的外交行动，最终却成为诸侯间的笑柄。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却在现实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晋国、楚国等强国冷眼旁观，齐国、秦国虽有顾忌但也难掩内心复杂——尤其齐孝公，虽受宋襄公拥立之恩，也只能在沉默中保持体面，不便公开讥讽，但局势的荒唐已不言自明。 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宣泄心中郁结，宋襄公在曹南之会结束、曹共公退盟之后，于同年秋天决定亲自出兵讨伐曹国。他的目标很明确：以武力重新建立威信，让那些离心离德的诸侯重新认识宋国的力量。 宋军虽不及晋、楚那样的顶级强国，但对付曹国却仍显从容。战争初期，宋军迅速取得优势，曹军节节败退，曹都陶丘（今山东菏泽定陶一带）很快被包围，战火逼近城下。 初战顺利，让宋襄公再次燃起了强烈的信心。他甚至已经在心中规划后续：像当初对付滕国那样，一举攻破陶丘，擒获曹共公，废其君位，再押回宋国，作为违逆盟主的典型，以震慑诸侯。

就在此时，宋司马目夷（子鱼）再次挺身而出，郑重进言劝谏。他以周文王伐崇的典故为例，语气沉稳而恳切： 昔日周文王闻崇国君不修德政，曾出兵围城三十日，却因崇国不降而主动退兵，回国修德；待德行充实之后再行征伐，未战而敌自服。《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如今诸侯不从号令，恐怕是君德未备，而非他国无礼。若自身未修，却急于伐人，恐难服众。不如暂且退兵，修德自省，待时机成熟再议征伐。 这番话语，既有历史典故的分量，也带着现实冷静的提醒，本意是为宋襄公留出转圜空间。然而此时的宋襄公，早已被争霸立威的执念牢牢占据心神，情绪压过理性，对目夷的劝谏几乎置若罔闻，依旧坚持围攻陶丘。 曹国并非弱旅可欺之国。曹共公亦非滕宣公、鄫子那般软弱可欺之君。曹国本身乃周文王之子曹叔振铎所封之地，属于周室同姓宗亲，底蕴深厚。而陶丘更是商贾云集、手工业繁盛之地，在淮泗诸国之中经济与军力皆不容小觑。

于是，战争陷入僵局。曹军据城死守，宋军久攻不下，双方在城下反复拉锯，战事一拖便是小半年。寒风渐起，战火从初秋延续至寒冬，陶丘依旧屹立不倒，丝毫未见崩溃迹象。 就在僵持之际，陈国国君陈穆公（此时陈宣公已去世，新君即位数年）看不下去了。他以追念齐桓公旧盟、重修诸侯之好为名，出面调停，分别致书宋、曹两国，希望化解战火，同时提议再次举行诸侯会盟，以恢复昔日齐桓公时期的秩序与联系。 然而，无论宋襄公还是曹共公，内心都已疲惫却又不愿轻易示弱。宋襄公对陈国并无太多兴趣，认为其国力不足以左右大局；曹共公同样不愿轻易低头。但现实的消耗却无法忽视——兵疲粮尽，民力军需俱已吃紧，继续对峙已无意义。 最终，宋襄公顺势撤军，给自己保留体面；曹共公也未趁势追击，双方各自收场。这场持续数月的翻脸之战，就在一种略带尴尬的沉默中草草结束。

当年冬季，在陈穆公的推动下，蔡、郑、陈三国国君前往齐国，与齐孝公会面，重修齐桓公时代的诸侯关系。令人意外的是，楚国也主动参与其中，无论是楚成王亲自出席，还是派使者代行，其姿态都清晰地表明：楚国正积极向中原扩展影响力，试图在新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最早收到会盟邀请的宋襄公与曹共公，却双双缺席这次会面。或许是心有不甘，或许是局势牵制，总之，他们都未出现在这一场新的外交舞台上。 宋襄公仍执意认为，真正的盟主，必须由自己亲自主持下一次会盟才能确立权威。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会盟主导权，才能名正言顺地延续所谓霸业。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冬，经过一年筹备，宋襄公主动向楚、齐两国发出参盟要求，并约定次年春在楚地鹿上举行会盟（今安徽阜南一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次并非礼节性邀请，而更接近一种带有主导意味的指令。

齐孝公因曾受宋襄公拥立之恩，不便当面拒绝，只得勉强应允。而楚成王则出于扩展影响、北上中原的战略考虑，也选择接受。这两位当时最具实力的诸侯，实际上都带着各自算盘踏入这场会盟。 但他们都未曾真正预料到，宋襄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参与，而是试图借此制造既成事实，让天下诸侯误以为齐、楚皆受宋国号令，从而确立其盟主地位。 与此同时，鲁国大夫臧辰（臧文仲）对这一局势的判断极为冷静，他直言：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意思是若顺势而为尚可成功，若强行以个人意志凌驾众人意志，则必难成事。这句话虽简短，却一语道破关键。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襄公满怀期待亲赴鹿上，自信满满地主持所谓诸侯大会。楚成王与齐孝公相继到来，但除他们之外，其余诸侯尽皆缺席。 即便如此，宋襄公仍认为局面并未失控。在他眼中，只要齐、楚到场，这场会盟就足以证明其影响力。他甚至进一步提出，由自己主持会盟程序，并要求齐、楚两国将结果传达给各自附属诸侯，从而形成对宋国的间接承认。 这种设想，在齐孝公与楚成王眼中，却显得既突兀又不合时宜。楚成王本欲借机展示国力、拓展中原影响，却被宋襄公的主导欲强行牵引，心中早已暗生不满；齐孝公则在尊重恩情与现实政治之间艰难权衡，表面应允，内心却已划清界限。 尽管如此，在复杂的权力平衡之下，二人仍暂时配合，使宋襄公得以完成这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鹿上之会。 然而宋襄公并未止步。他进一步提出更为激进的要求：既然本次会盟以宋为主持，那么楚国的附属诸国——蔡、许、郑、随、江、群舒等，也应承认宋国为盟主。

这一要求一出，楚成王表面平静，内心却已怒火翻涌：在他看来，这已不是外交，而是赤裸裸的僭越与挑衅。 齐孝公同样感到荒谬。齐国虽已不复齐桓公时期之鼎盛，但仍具实力与威望，绝非宋国可以随意支配的对象。宋襄公却频频以恩主身份自居，试图压制齐国，这种做法已触及底线。 楚、齐两国虽心中不满，但仍暂时隐忍。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维持局势稳定的需要。但裂痕，已在无声中不断扩大。 而宋襄公对此却毫无察觉，依旧沉浸在盟主幻象之中，甚至宣布将于秋季在宋地盂举行下一次会盟，并要求各国届时必须到场，继续推动所谓拥宋为盟主的决议。 齐孝公表面敷衍，内心却已彻底疏远；楚成王则口头应允，实则冷眼旁观，静待局势变化。 至此，这场围绕盟主之梦的政治博弈，已悄然走向失控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