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程丨中共涡蒙亳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迪丽瓦拉
2026-08-19 16: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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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漆园大地的红色史册,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一代代蒙城革命先烈心怀家国、坚守信仰,以血肉之躯铺就解放道路。自1928年本地党组织播下革命火种,板桥集抗日大捷、宿蒙敌后游击、全境解放、全民支前等动人篇章,镌刻在涡河两岸。无数志士舍生取义,矗立起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中共蒙城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蒙城县融媒体中心特推出《征程》专栏,追寻先辈热血往事,感悟崇高人格,品读忠贞信仰,引导后人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中共涡蒙亳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涡蒙亳县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大体经历涡蒙特区——涡蒙县委——涡蒙亳县委三个阶段。涡蒙亳党的组织,在寿县中心县委先后派出联络员指导下,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扒粮 斗争”,支援了苏区反“围剿” 斗争,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党组织建立的经过

皖北沿涡河的涡、蒙、亳三县,东是蒙城,西是亳县,涡阳居中,水陆交通方便,而蒙城又是皖北阜阳地区的东大门,战略地位较为重要。1925年,在宿县读书的魏一博(魏季高)入党后,1926年回涡阳建立了中共涡阳党支部,发展党的组织,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蒙城县也有了党的活动。1928年春,刘贯一同志遵照中共皖北特委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高桂滋)驻蒙部队中开展党的活动,秘密组织了第一届中共蒙城县委。点燃了漆园星火。皖北特委领导的“四九”(1928年4月9日)暴动失败后,蒙城县委停止了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的危险,党在涡蒙的活动又开展起来。

(一)涡蒙特区

蒙城旅外学生戴天强在上海沪西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和李仲三、陈梦九等从外地返回蒙城,先后在小涧集、西阳集(属涡阳)、城关、蒋疃集(今属利辛)一带活动,以学校为基地,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反日会”(即反帝大同盟)等,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

1932年,太和“四一九”暴动失败后,太和地下党员李谅仁(李黑)、李益强(李黄)、李学适(李白、傅鲁)、王西美(王相贤)、从超华、史印之、季从云(老从)、季文秀(老张)、田会川(田厚生)、冯骞等,通过同学或亲友关系,转移到蒙城、涡阳一带。除冯骞、王相贤先到涡阳外,其余人分别在蒙城的板桥小学,涡北邓团庄,小涧集和蒋 集等地,以教书或行医为名,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并与戴天强取得联系,很快在西阳、板桥小学成立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在蒋 集建立了“农民协会”。不久,他们在板桥、蒋 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板桥支部书记方振东(群众称方大麻子),蒋 支部书记为陆迪君,当时计党员15人。

1932年秋,中共涡蒙特区成立,戴天强任书记,成员有李益强(负责组织)、史印之(负责宣传)、李谅仁、陈梦九、王相贤等。接着,中共涡蒙特委在涡蒙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农民会员400余人,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1月中旬,蒙城已建立板桥、蒋 、双涧、王集、小涧、城关等七个支部,有党员20多人;涡阳有西阳等2个支部,有党员近10人。戴天强还在城里组织了“艺术社”,由陈梦九负责组织,李伯嘉负责宣传,印刷了《涡蒙布尔什维克》月刊。

(二)涡蒙县委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春,寿县中心县委决定把涡蒙特区改为涡蒙县委,会议在蒙城县小涧集的狼山召开,县委下辖7个区。涡阳有4个区:

西阳区:书记李汉柏;龙山区:书记孔凡宗;

张村区:书记高玉和;义门区:书记许义亭。

蒙城有三个区:

板桥区:书记方振东;双涧区:书记周继宗。

区:书记陆迪君。

党员约70人,县委书记仍由戴天强担任。1933年9月21日寿县中心县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涡蒙的党确实有很大的进步。现有群众三百余人,领导了几次公开的分粮 斗争。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散发了很多宣传品。党内出版了《涡蒙布尔什维克》。涡蒙县委还根据皖北中心县委八月十三日《为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代表事》的通知,选举了蒋疃的戴华文为代表,出席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在涡蒙县委成立不久,又成立了涡蒙团县委。戴天强兼书记,副书记是寿县中心县委联络员小黑孩(化名)。

(三)涡蒙亳县委

在革命 斗争形势不断发展、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一地区的革命 斗争,1934年4、5月间,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将涡蒙县委改为涡蒙亳县委,直接领导三县的工作。县委由戴天强、李益强、史印之、陈梦九、傅焕之、孙青士、王相贤等人组成,戴天强任书记,党员有150多人。团员50多人,赤色农会成员500多人,一般农会会员1600多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反日会”成员。由于处在白色地区,那时的建党原则是:发展组织,巩固组织。保守秘密,积蓄力量。发展对象:在农村主要是贫雇农;在学校主要是进步青年学生。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都必须经过教育培养和实际考验。首先必须参加“读书会”“反帝大同盟”“农民协会”(穷人会)、“共青团”等。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通过个别谈话进行发展。谁培养谁,谁发展谁。党员与党员之间也互不发生关系。双涧张湾有8名党员,只有张俊德一人了解情况,其余人都互不知道。

为了严防敌人破坏,做到安全保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与另一地区的党组织也不发生横向联系。领导布置任务,多半是个别交代。在上下级关系上,只有上级了解下级,下级对上级的情况都不了解。如李伯嘉是当时县委的机要人员,负责印刷宣传材料。开始,他只知道戴天强是党的负责人,至于县委组织情况,主要成员他也不知道。另外,就一个支部来说,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开会不能超过三人。涡蒙亳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秘密进行的。正当涡蒙亳县委组织日益壮大, 斗争形势迅速发展时,1934年6月,中心县委派来蒙巡视员程学道在小涧集被捕叛变,县委主要负责人外逃,县委和中心县委失去联系。至10月,蒙城有50多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余大部分转移外地,涡蒙亳县委组织遭到了 大量破坏。县委活动至此结束。

二、党组织的主要活动

(一)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一是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有的叫“书报流通社”)、“反帝大同盟”“艺术社”等,向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介绍苏区和红军 斗争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号召青年热爱祖国,反对压迫,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这项工作在板桥、双涧、城关、西阳等地开展得有声有色。

二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32年6月,戴天强在蒙城西北某地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置要在县城制造宣传攻势。不几天夜里,蒙城城内主要街道、巷口甚至国民党县政府门口都贴上了“反军阀、打土豪”“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吓得国民党县政府关闭城门搜查三天。县商会会长李麟阁几天都不敢出门。这年9月,蒋 集唱大戏,头天夜里党组织就把蒋 周围的要道口、店铺墙上、牛行等处都贴上了传单、标语,仅韩殿奎一人就携带30多份传单,并把未贴完的12张传单偷偷地丢到联保处的院内,轰动整个蒋 集。纷纷传言:“共产党红军来了,到处贴的都是共产党的标语,联保处有成卷的传单!”吓得联保人员和当地豪绅很长时间不敢到联保处办公。

1934年11月间,戴天强又在蒙城西何桥召开了一次党的负责人会议,讨论1935年2月19日(农历)逢鹤鸡庵庙会时散发传单的事。1933年2月19日,因国民党县政府及县大队赶会,我党为避免损失暂时取消行动。

1933年冬,为配合抗捐抗税、反抓丁的宣传,蒙城县王集党组织把传单贴到沿公路的树上、牌坊上,一直贴到县城。邸含泽还身穿大褂,内藏传单,趁人多拥挤,把传单丢在地上。与此同时,在每次扒粮 斗争之前,都张贴了大量标语和传单。板桥小学还组织学生演文明戏进行宣传。党内还出有《涡蒙布尔什维克》月刊和《冲锋》小报,以指导宣传工作。

三是开办农民夜校。1933年冬,板桥党组织在方大庄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贫苦农民有20多人,由方振东、方道孔、方道珍等负责,除教农民识字外,还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进行政治教育,使农民认识到自己受贫困的根源,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组织起来,跟财主斗,跟共产党走。同时还组织“妇女会”。他们还编了反映贫富不均、激发农民 斗争情绪的歌谣传唱。

农友们,细思量,穷人富人不一样,财主吃的酒和肉,穷人吃的菜和糠;一年到头累个死,交了租子没有粮。蒋 的党组织还把《穷人歌》到处教孩子们唱:日头一出照树梢,穷大爷饿得弓着腰。财主吃的酒和肉,穷人糠菜吃不饱。要想穷人吃饱饭,穷人必须团结好。大余打倒土豪和劣绅,打倒劣绅和土豪。

(二)领导农民进行“扒粮 斗争

从1931年到1933年,涡蒙地区连年不断遭受水旱、虫灾和瘟疫,加之官僚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无吃无穿,走投无路。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活着不能死了吧,砍掉头,碗大个疤,团结起来把粮扒!”涡蒙党组织根据当时情况和上级指示,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领导农民进行扒粮 斗争,把财主家的粮食搞出来分给穷人,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从1932年秋至1934年夏,仅板桥、双涧、王集、邓团庄、蒋 等地,就先后组织贫苦农民进行了30多次的扒粮 斗争,搞出粮食3万余斤。1932年秋,李谅仁、方振东等组织十余人到板桥集南戴乘寺扒了王姓财主粮食500斤。1933年冬,李益强和寿县中心县委联络员小黑孩组织板桥、王集、双涧等三处的党员和农会成员5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到王集南小何庄扒财主何振家的一些粮食,仅荞麦就要了一千多斤。1934年春,双涧区委书记周继宗和委员张文同、张俊德等组织30余人,到双涧东南张庄、向地主张凤储进行扒粮,要了三百多斤粮食,并拉走了一匹母马。

1933年至1934年间,涡阳党组织也领导农民开展“拾麦”和“扒粮”运动,所谓“拾麦”,除了拾以外,主要是明拿(地主家这边割,农民那边拿,不让拿就打,打了就跑)。暗割(夜里组织人偷偷地割地主家麦子)。义门党组织在许仪亭、刘海涛领导下,发动40余人,拾冯家公馆小麦21亩,又在施楼北拾地主小麦15亩。涡阳城关在党支部书记王黎的领导下发动了300多穷苦农民,拾马家公馆马启升和地主王某的小麦10亩左右。同时,西阳、义门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扒粮” 斗争,仅义门就组织300余人扒地主粮食10余次,计4000余斤。

通过扒粮和拾麦 斗争,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一些贫苦农民迫切的生活问题,显示了农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壮大了农会的力量。如蒋 通过扒粮 斗争发展农会会员100多人。三里韩庄除地主韩殿堂父子外,都参加了农会。因扒粮 斗争开展得较好,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于1934年2月2日给涡蒙县委写信给予表扬。但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有的连中等户的粮食也扒了,对此县委曾发通报予以制止。

(三)发起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涡蒙的党组织已开始活动,从1932年至1934年,在蒙城的板桥、双涧、城关、涡阳的西阳、城关等小学,相继在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学生组织,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他们传阅革命书刊,上演文明戏,教唱抗日歌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暴行。双涧小学的学生参加“读书会”活动后,向老师提出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不抗日,中国将来怎么办”的问题。板桥党组织在1932年利用办“暑期补习班”机会,向学生宣讲日寇侵华罪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说明要抗日救国、要打土豪分田地,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道理,并组织宣传队在城乡宣传。城市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因受抗日宣传的影响,纷纷起来抵制日货。

学生组织的普遍建立,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发展。1932年秋,谭化以(霍邱人、共产党员)来双涧小学任教务主任,因主张启发诱导,反对惩罚的教育方式,被反动校长吴元龙解职。谭老师品学兼优,深受学生爱戴,学生自觉行动起来,提出“留谭去吴”“反对旧教育”“拥护新教法”的口号,一直闹了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县长秦良藻带警察来平息,挂牌开除了邸含泽、曹景英、马松溪、丁怀古、马锡龄等五名学生。学生十分愤怒,把张贴的名单撕掉,并逼迫吴元龙离开双涧小学,被开除的学生按转学处理,才算罢休。

1933年夏,蒙城全县高小毕业生到县城会考。一天晚上,戴天强、王相贤在西关外召开各校党组织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板桥一带的方振东、魏景福、方道孔、曹景英,以及因闹学潮而转到蒙城的原西阳集小学的李振长、葛新民、戴廷玉等。会上布置动员学生反对会考。第二天在黉宫小学召开全县会考学生大会,选出代表向教育局提出抗议。200多名学生结队游行,吓跑了教育局局长,致使会考延迟两天。板桥学生回校后,因教员李文顶平时对学生态度恶劣,加之贪污学生用作宣传的经费,激起学生反对,大家提出驱逐无能教员,吓得李文顶狼狈逃窜。

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但震慑了敌人的反动统治,而且也锻炼了学生,党组织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把他们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从而壮大了党的力量,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四)组织武装 斗争

1933年底,蒋 区委首先成立一支10余人的地下游击队,配合区委进行扒粮 斗争。1934年夏,涡蒙亳县委计划成立300人的游击队,在涡阳召开了一次会议,约200人参加,会议决定先派板桥七八个青年到寿县中心县委学习,为成立自己的游击队培养骨干力量。会后,板桥还计划成立50人游击队,由方振东任队长;蒋 区也计划成立50人左右的游击队,由陆迪君任队长,王廷贤任副队长。由于涡蒙亳县委遭到敌人破坏,发展武装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三、党组织遭到破坏

1934年以前王定一(王岚风)曾受皖北中心县委的委托,几次来蒙城找戴天强等人送文件。1934年他自首后被派到蒙城当肃反专员王敬之的助理,因曾去过板桥、双涧、蒋 、西阳集等地,所以了解涡蒙亳党组织的一些情况。这年4月下旬,中心县委巡视员程学道(钱孟起)来蒙指导工作,6月在小涧集被捕,不久叛变,暴露了涡蒙亳党的地下组织。戴天强、陈梦九等人逃离县城,涡蒙亳县委与皖北中心县委失去联系。9月间,县委组织部部长李益强准备筹集经费赴寿县找中心县委,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10月,蒋 区委交通员韩学圣被捕,王定一又带领国民党区分队以清查户口为名抓人,板桥的方振东、刘恒仁等都被抓去。双涧的张俊德、张文同也被捕,王集的魏景福逃往山东吴化文部,邸含泽、许景仁、曹景英被王定一抓去,被捕的还有陈文阁、方道孔、曹春晓,石小石等。蒋 、邓团庄也有不少同志被捕,涡阳的党组织也同样遭到破坏,全县共有50多人被捕入狱。

被捕的同志在狱中与敌人展开 斗争,表现十分坚强,有的还写诗说:

红粉不知愁,壮志永未休。革命事未尽,意志贯千秋。虽然我入囹,精神犹未眠。一日得云地,展翅飞上天。

由于出逃的戴天强等人革命意志不坚决,加上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不久回家办理自首手续,背叛了革命。涡蒙亳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也被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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