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满清遗老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与引介下，大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许可。随后，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约翰·庄士敦，依照民国内务部与清室内务府共同签订的合同，正式成为溥仪的英文老师。 庄士敦（1874—1938）是苏格兰人，1898年踏上中国土地，长期在远东任职。他曾担任香港英属总督府秘书，后来又出任英国在威海卫租借地的行政长官。多年在华经历，让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熟悉中国历史与典籍，中文水平也相当出色，甚至连北京话都说得比溥仪那两位来自福建的老师更为地道。 当他怀着几分忐忑与好奇走进那座深锁于历史阴影中的紫禁城时，他的学生——已经逊位七年的溥仪，正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初次见面，庄士敦对这个特殊身份的孩子印象颇佳，在他眼中，溥仪“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是一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还带着幽默感。他举止得体，并不骄傲，即使身处虚浮的宫廷环境，也没有染上傲慢之气。”这样的评价，带着一位外来者的客观，也隐含着一丝温和的欣赏。 很快，这位年少的“末代皇帝”便对这位和蔼、博学且带着异域气息的老师产生了浓厚兴趣。

第一堂课，庄士敦没有选择枯燥的经义或语法，而是别出心裁地带来了几本外国画报。画报上印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画面：协约国的飞机掠过天空，坦克轰鸣前进，大炮在战场上喷吐火光。这些前所未见的画面，对于长期被困于宫廷世界的溥仪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世界的窗口。他几乎是瞬间被吸引住了，兴奋地喊来弟弟溥杰一起观看，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彩，一边指着画面一边不停追问。 庄士敦始终微笑着，耐心地为他解释那些陌生的机械与战争逻辑。一节课下来，溥仪竟像被点燃了兴趣的火苗，从最基础的武器原理问到战场机动方式，甚至逐渐弄懂了击发枪与点火枪的差别，明白坦克如何边行进边射击，飞机又是如何依靠空气动力升空的。那个封闭世界里的少年，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轮廓。 图片--6.jpg 没过几天，庄士敦又带来了新的“课堂礼物”——各式各样的糖果，精致的铁盒、缤纷的锡纸包装，在当时的宫廷之中显得格外新奇。溥仪含着糖，甜味在口腔里慢慢散开，而庄士敦则借着这种轻松氛围，开始讲述另一种更宏大的世界：从矿石如何冶炼成铁板，到各种有机化合物如何经过化学反应生成不同气味。那些原本晦涩的知识，在糖果的甜意与轻松的讲述中，仿佛也变得生动起来。 溥仪听得极为专注，目光始终停留在老师身上，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正悄然流逝。那一刻，他不再是被宫墙包围的少年，而像是站在知识世界入口的探索者。 凭借这种寓教于乐、轻松自然的教学方式，庄士敦迅速拉近了与溥仪之间的距离。他不仅是老师，更在少年心中逐渐成为最值得信赖、甚至最崇拜的人。 随着溥仪年纪渐长，庄士敦的教学内容也不断拓展。他开始教溥仪骑自行车，让他感受平衡与速度带来的自由；带他学习摄影与绘画，引导他观察光影与构图；还教他打网球与高尔夫球，让他在运动中释放长期压抑的情绪。课余休息时，他又向溥仪讲述狄更斯、大仲马等西方文学作品，让这个深宫中的少年第一次系统地了解英国社会与文化风貌。一个渴望理解世界的学生，一个耐心传授知识的老师，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关系愈发深厚。 图片--10.jpg

有一次上课时，庄士敦注意到溥仪多次回头望向墙上嵌着的大自鸣钟，却对近在桌上的座钟视而不见。他心中生疑，便询问原因。没想到溥仪的回答让他大为震惊——原来，这位曾经的皇帝，竟然看不清桌上的座钟。 这一发现立刻让庄士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随即提出，应该请北平协和医院的美国眼科医生霍华德教授为溥仪检查视力。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几位年长皇太妃的强烈反对。在她们看来，溥仪毕竟是“皇帝”，身份特殊，怎能轻易交由外国医生诊治。溥仪的其他几位老师也态度冷淡，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仿佛事不关己。 这种冷漠与保守态度彻底激怒了庄士敦。他当场表示，如果不能立即为溥仪治疗眼疾，他将收拾行李返回英国。面对压力，皇太妃们最终不得不妥协，同意进行检查。经过协和医院外籍医生的诊断，溥仪确实患有严重近视，并在治疗后配戴了眼镜，视力问题才得以改善。 图片--13.jpg

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庄士敦的影响逐渐深入溥仪的生活。受其熏陶，溥仪不仅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亨利”，甚至还亲手剪去了象征旧身份的长辫子，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宫廷中无疑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展与眼界的逐渐打开，庄士敦开始向溥仪系统讲述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运行方式，讲解白金汉宫与君主立宪制的关系，解释首相的职权以及“日不落帝国”这一称号的由来。他所描绘的，是一个与紫禁城截然不同的世界：理性、制度、工业与秩序交织而成的现代国家图景。 这些内容深深触动了溥仪的内心。他第一次对宫墙之外的世界产生了强烈向往，甚至在心中悄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有朝一日，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亲自走进那个在书本与讲述中不断被点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