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三)
摘 要：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秋瑾、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也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吕振羽（1900—1980 ）
三、吕振羽对湖湘辛亥人物评述的优点与不足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吕振羽历来重视，并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此，他曾以诗歌作了概括：“历史人物一一评，物观如矢扬群氓。畴人功过各多少，顺逆如何对史程。”主张以正确的唯物史观的方法和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顺逆作用来评判历史人物。1962年12月，在邵阳师专（今邵阳学院的前身之一），吕振羽谈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指出：“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看他对历史起什么作用，是对历史起促进作用呢，还是对历史起促退作用……起促进作用，又一定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应该肯定的；起促退作用，又一定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应该否定的。”他还说：“看历史人物，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吕振羽以上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评述就是其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中的具体运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
例如，他在评述陈天华及其《国民必读》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得出陈天华“没有完全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结论就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05年1月，受梁启超的运动和影响，陈天华确曾有君主立宪之主张。据冯自由记载：“乙巳（1905年）春，天华忧伤过甚，忽发奇想，建议于东京骏河台我国留学生会馆，主张用全体留学生名义向清廷请愿实行立宪政治……留学生会馆干事乃取决于各省同乡会，黄克强、宋教仁、冯自由等均不以为然，各同乡会亦表示异议。”[8]80虽然后来在黄兴、宋教仁、冯自由等人的极力劝阻下，陈天华虽然取消了北京请愿之行，并在《民报》第一号上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主张民主立宪，但仍表示，“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其论仍留有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尾巴。这说明，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陈天华仍未找到正确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同时也证明，吕振羽对陈天华“没有完全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思想及其原因的分析是准确的。
再如，在对黄兴的评述中，吕振羽既充分肯定黄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又指出由于其归隐思想，最终“覆清未能兴民国”。吕振羽的这一结论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的。毛泽东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就说明，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虽然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吕振羽是我国较早运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评述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学者,其研究和评述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他主攻中国古代史，加之受当时某些观点的影响，因而对于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还不是很全面和深入，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宋教仁的评述有失公允。例如，关于宋教仁的“二民主义”观点，1961年，陈旭麓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宋教仁》一文中说：“当时孙中山和有些革命党人盛称的以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为内容的社会革命主张，宋教仁也没有赞一词，他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所以人们讥之为‘二民主义’。”可能受上述观点的影响，吕振羽在评述宋教仁时也批评宋教仁是“二民主义”。这应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出身于农家的宋教仁一直非常重视土地问题，在担任农林总长期间，他主张农业“以增加土地之生产力为主”，提出垦土地、修林政、兴水利等三项政策[12]395，并规划在外蒙设置垦殖总管，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设置垦殖官厅等机构，鼓励发展移民边地、垦荒种地等事业。同盟会与其他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为了协调其他五党的关系，宋教仁在其主持起草的《国民党规约》“党纲”中虽然没有沿用同盟会会纲中的“平均地权”，但仍提出“采用民生政策”。这一改动，曾得到孙中山与黄兴的赞同，认为 “党纲”中的“各条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深为赞成”。由此可见，宋教仁所主张的民生政策比之平均地权更为广泛和实在。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增平教授也曾指出：“他（指宋教仁，下同）是三民主义者。他的革命思想，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同样达到了孙中山的水平。”所以，陈旭麓、吕振羽等人认为宋教仁是“二民主义者”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再者，对于宋教仁民初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思想和实践，学界以前也不太认可。陈旭麓认为：“在向西方学习中，宋教仁最感兴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议会政治。”并指出：“宋教仁根本不了解，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用‘铁’和‘血’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受上述观点的影响，吕振羽也以“国会多数复何益”的诗句，对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思想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笔者认为，陈旭麓、吕振羽的上述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也的确是行不通的。但是，对宋教仁民初的议会政治思想和实践应当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应当看到，在当时孙中山公开表示极盼袁世凯“为总统十年”，自己则专心致志建造铁路二十万里；黄兴也宣布“避政界而趋实业界”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希图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合法走上执政舞台，实属难能可贵，对于抵制袁世凯专制，维护民主政制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正是宋教仁追求议会政治，才导致被袁世凯集团所暗杀；正是宋教仁遇刺的鲜血，才使一度沉迷“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猛醒，重新振作起来，立即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权的“二次革命”。林增平教授也认为宋教仁的政党内阁思想“确实具有反袁的抗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宋教仁民初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思想和实践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不应当简单地予以否定。
第二，对人物传说的引用有失实之处。由于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吕振羽自幼就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事迹和传说耳濡目染，因而在评述湖湘辛亥革命人物时常引用之。例如，在评述黄兴的诗中引用了听自汪师的关于少年黄兴行侠救民女之事，在评述蔡锷时，说他早年与唐璆“痛打学阀”后，“逃至长沙入时务学堂，得识梁启超，后又亡命至日本”之事以及1962年12月在瞻仰蔡锷墓时，他又对同人谈到了早年闻自蔡妻刘夫人及其内弟刘恂等人关于蔡锷一些事迹，如“闻蔡去日旅费，仅够到达日本之用；又说只有八百铜钱，尚未婚。岳父刘举人闻讯，即予资助，亲送其女赴日完婚”。“蔡、唐（璆）到日后，以梁之助入日本土官学校伍生班，蔡后转学海军”。“袁世凯称帝前，因惧蔡反对，曾召蔡去北京。表面上宠以高位，实际是软禁。蔡不得离开，日常与其妻刘夫人共同策划，佯示沉湎酒色，出入酒楼、妓馆，伪与筱凤仙好，并与妻闹假离婚。得筱凤仙之助，使袁不疑，蔡乃逃出北京赴云南”，等等。经笔者查考，均与史实不合。对此，吕振羽当时也曾表示“有关蔡锷的一些事迹，均来自其亲戚口述;如作为信史，须向有关人士查对。”所以，对于吕振羽在评述湖湘辛亥革命人物时所引述和后来所叙述的相关人物传说，我们在引用时应当加以认真核对，以免导致研究失误。
虽然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和评述存在一些不足，但他当年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和评述湖湘辛亥革命人物，对于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人物和辛亥革命史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学习和发扬。（全文完）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因篇幅限制曾作删节。本刊为未删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