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欧阳修作于千年前的《日本刀歌》，道出了汉字文化圈中共同守护文明瑰宝的一个实例：大量古籍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传和翻刻，大大增加了流传于今的可能，为后世校勘、辑佚提供了最珍贵的底本。其中，于日本被覆刻，如今被称为“和刻本”的汉籍，正在不断地回到其文明的起源地，完成文明的接续。

所谓“和刻本”，即日本以中国古籍为底本重新抄写、翻刻的特殊书籍，堪称中国文献在域外最为活跃的“分身”。这些典籍流传千年，在深刻影响了日本本土文化与汉方医学的发展之后，又在清末民初大规模回流中国。李小龙教授撰写的《和刻汉籍善本考录》，便是一部首次全面厘清和刻汉籍善本家底的工具书，为我们揭示了这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

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书影

一、东传：遣唐使与写本时代——汉籍东渡的起点

汉籍东传日本的序幕早在公元6世纪便已拉开。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传说，百济学者王仁于5世纪初应神年间携《论语》等典籍赴日，这被视为汉籍初传日本的标志性事件。6世纪，五经博士东渡，将五经等儒学经典正式传入日本。但汉籍的真正大规模东传，是在7至9世纪——即中国唐朝与日本飞鸟、奈良至平安前期。

这一时期，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团。他们的使团除了负有政治外交使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多得文书宝物”。《旧唐书》记载遣唐使“尽市文籍，泛海而归”，足见其购书之狂热。同时，入唐僧侣，如最澄、空海、圆仁等，在归国时也带回了大量佛典与其他汉籍。最澄有《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将来越州录》，空海有《御请来目录》等，这些书目中保留了部分在中国已佚失的唐代典籍书名。正是在这种制度化的知识输入下，奈良时代至平安前期，日本国内保存的汉籍版本日益丰富。

陕西历史博物馆《客使图》

9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编纂了著名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部藏书目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著录汉籍约1579种、17209卷，是当时日本汉籍典藏的总纪录，至今仍是研究唐代典籍东传日本情况的重要参考。也正是基于这一深厚的“写本时代”的积累，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以金泽文库等为代表的私人藏书机构开始大量收藏宋元刊本汉籍。金泽文库由北条实时创建于约1275年，收藏其家族三代积累的大量宋元版汉籍，其中部分宋刻本极为珍稀。《群书治要》《周易》等典籍均为该文库的重要庋藏。正是在这些藏书基础上，以禅宗寺院为核心的和制刻本——五山版——得以陆续刊行。

二、覆刻：从五山版到活字印刷——和刻本的技术成熟与大规模刊行

五山版，是日本和刻汉籍体系中最为重要、最具学术价值的称谓。所谓五山版，是指镰仓至室町时期（13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以“五山十刹”禅宗寺院为中心刊刻的汉籍版本。这一时期，因元末战乱，不少浙江沿海书籍刻工东渡日本谋生，中国的雕版版刻技术被带到日本，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刻书业的兴起。五山版以宋元旧本为底本覆刻，保留了宋元版式的古朴风貌，其中有部分典籍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也有部分典籍因五山版所据底本而有更为完整的文本，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勘价值。五山版的代表性刻书涵盖《禅林僧宝传》《辅教篇》《诗人玉屑》《联珠诗格》等数十种。

进入安土桃山至江户时代（约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和刻汉籍的出版迎来了真正的高潮。江户时代，日本政局稳定，印刷手工业繁荣，汉籍被大量重刻、翻印。16世纪末，日本通过壬辰战争从朝鲜获得的金属活字与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汉籍出版，古活字本繁荣局面开启。至江户中后期，京都、大阪、江户三大城市的书坊林立，各类儒家经典、历史典籍、兵书、文学总集乃至农家、日用类书都被大量翻刻，其刻印精美程度有时甚至与明制版刻不相上下。在医学典籍领域尤为突出——早期印刷的和刻汉籍医书多为明代医家熊宗立的著作，此后随着活字印刷的普及，和刻版医书的出版达到了空前高峰。日本本土的汉方医学（古方派）也在此期间迅速发展。

《唐才子传》日本南北朝刊本（五山版）

三、回流：清末民初学者访书——文化信物回归故土

19世纪中后期，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改革、推崇新学，传统的汉籍被大量弃置，不少珍贵汉籍被作为废旧纸张处理，市面上甚至出现“故家所藏汉籍竟有作为废纸出售者”的状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杨守敬（1839—1915）、黎庶昌（1837—1897）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东渡赴日，以罕见的历史机遇，大量搜购在日本濒临散佚、但同时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或残佚的汉籍善本。

杨守敬于1880年应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的邀请，赴日担任驻日使馆随员。初到东京时，他得到驻日参赞、著名学者黄遵宪的指点，获知日本保存了大量在中国极为罕见的唐钞宋刻、元明旧本乃至中国已佚的古籍实物。此后，杨守敬日游市上，辛勤访购。他曾自述初至日本之时，日本书店与藏书家对古籍并不重视，“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杨守敬购书极有章法，他结识了日本医学家兼书志家森立之，接触到森立之等编纂的《经籍访古志》，遂以此目录为线索按目求书。不能以银两购得之珍本，他便用从中国携去的汉魏六朝金石碑版、古钱、古印等与日本藏家交换。经年累月，杨守敬购得的古籍数量竟达三万余卷，一时之间，日本书市为之一空，被当地学者引为憾事。

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黎庶昌对杨守敬的访书记录大加赞赏，决定将这批回收的善本系统刊刻，遂委派杨守敬主事辑刻《古逸丛书》。从光绪八年（1882年）至十年（1884年），黎庶昌倾三年俸禄之积蓄，从访得的两百多种珍本古籍中精选二十六种、约二百卷，几乎全数聘请日本最著名的刻匠以精准的笔意摹刻、刊印成册，再运回中国。《古逸丛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有在中国本土久已失传的隋唐写本、罕见之北宋遗版，也包括了许多中国典籍至宋元已佚、却由和刻本保存完整的版本。直至当代，《古逸丛书》依然是众多古籍整理学者与版本目录专家必备的宝藏。

《古逸丛书》书影

值得一提的是，和刻本回流传播的实例在中医文献领域最为鲜明。由于中日典籍交流的持续，一些在中国早已失传的中医典籍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于日本。清末民初，这批珍贵的医籍文献陆续回传中国，中国当时通行编辑刊行的部分中医经典实际正是依据这些从日本回流的和刻本医籍重新校刻而成。中医典籍的“逆输出”，不仅是文献的保存与完善，更对整个中国古典医学的现代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股延续百余年的访求与回流的学术传统，李小龙教授自2012年起亲赴京都访学，历经十年有余，系统收录了日本各大图书馆及私人收藏的和刻汉籍信息，爬罗剔抉，终成这部《和刻汉籍善本考录》。与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等前人访书录不同，李小龙的考录更加系统地覆盖经、史、子、集四部，收录五百余种和刻本汉籍善本，逐一辨析版本源流、撰写叙录、厘清影印整理情况及公藏信息，为当代的域外汉籍研究铺就了可资依凭的版本导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