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之中，虽然战场上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但在失败者真正认输下野之后，却逐渐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胜利的一方通常不会赶尽杀绝，而是会给对手留下一条退路，让其体面离场。这种规则虽未写入任何正式条文，却在当时的权力博弈中真实存在。 例如在直皖大战中，皖系战败后，其首领段祺瑞选择下野，胜利者曹锟与吴佩孚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允许段祺瑞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安居。甚至在战斗中被俘的皖系将领曲同丰等人，也一并被释放，没有遭到进一步清算。 再如张勋，因发动复辟一度被通缉，局势紧张，风声鹤唳。然而不久之后，北洋政府态度却发生转变，对其实行特赦，甚至还一度考虑重新启用他，任命其为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只是张勋本人历经风波后心灰意冷，已无意再踏入权力漩涡，最终婉拒任命，退居天津租界，做起了不问政事的寓公。

同样的例子还有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湘军援鄂之战中，战局激烈之际，吴佩孚以援军为名率部南下，却突然掌控武汉局势，迫使王占元下野。然而在其辞职之后，吴佩孚并未加害，反而下令不得为难，并派兵护送其登车离开武汉，甚至连其在任期间积累的财富也得以带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败而不杀的局面，首先在于北洋军阀体系本身的复杂人际网络。这些人多出自晚清新军体系，彼此之间关系盘根错节，有的是师生，有的是旧部，有的是同僚，甚至还有姻亲关系。在利益冲突激烈时，这些关系可以暂时被压下，但一旦局势稳定，又不得不重新被考虑进政治计算之中。 例如段祺瑞作为北洋元老，在军中威望极高，吴佩孚等人见面都要尊称一声老师。在这种身份与资历面前，即便立场不同，也不便做得过于绝情，否则不仅失去人心，还可能招致舆论与旧部的不满。再如张勋与张作霖之间存在姻亲关系，这种亲缘纽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处理方式，使得对张勋的安排更多带有留情面的意味。

更现实的一点是，军阀混战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今天的胜利者未必永远胜利，明天也可能沦为失败者。在这种高度流动的权力环境中，给对手留余地，其实也是给未来的自己留后路。因此，对失败者手下留情，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生存策略。 不过，这种规则终究只是不成文的约定，并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一旦涉及旧怨深仇，或者当事人继续卷入权力斗争，那么所谓的宽容也随时可能被打破。 第一种破例的典型是陆建章。他同样是北洋旧人，在陕西督军任上被陈树藩击败，只得下野离场。而陈树藩后来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重要将领，这使得陆建章对段祺瑞一系心存不满，并萌生报复之意。

当冯国璋出任大总统后，与段祺瑞围绕权力展开激烈争斗，矛盾不断升级。段祺瑞主张武力南下，而冯国璋则高呼南北和平。在这一政治对峙中，陆建章选择站在冯国璋一边，并积极运作，联络旧部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和平、拒绝南征，一时间让段祺瑞方面陷入被动。 然而政治的反噬来得极快。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不甘失败，一方面试图拉拢张作霖南下助阵，另一方面则以商议军务为名，将陆建章诱至会面之地，最终将其枪杀。 第二种极端情况则是仇杀的延续，例如孙传芳。在苏鲁战争中，他击败直鲁联军，并俘获张宗昌部将施从滨，但并未顾及旧日情分，直接将其处死。这一决定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多年隐忍，心怀血仇，最终在孙传芳下野之后伺机将其刺杀，为父报仇。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政治斗争与私人仇怨交织的复杂局面。例如徐树铮后来卷入段祺瑞与冯玉祥的权力冲突之中，被冯玉祥扣押，并以陆建章之子为父报仇的名义处决，使得历史恩怨在权力更迭中再次叠加。 由此可见，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下野并不等同于安全着陆，更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政治清算、私人仇杀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失败者始终处于潜在危险之中。也正因如此，不少下野军阀选择避入租界，以寻求短暂的安全与喘息空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退场从来都不是一件真正轻松的事。